□陈昕

　　对每一个熟知近代史的中国人来说，“甲午”是一个沉重的年号，也是一个警醒的年号。

　　1894年那个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大清国的惨败和屈辱落幕，中国进一步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割地赔款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亡国灭种的危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促成了民族的觉醒。1954年，又一个甲午年，经过一个甲子浴血奋斗的中国人，在建立新中国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洗刷了百年耻辱，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2014年，再逢甲午年，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繁荣，越来越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崛起中的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却仍然面临新一轮国际环境的遏制、冲撞和挤压周期。在美国重返亚洲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本再一次站在了遏制中国的最前沿。安倍政府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罪责，美化战争罪犯，挑起钓鱼岛领土争端，力推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次次露出军国主义复活的尾巴。中华民族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危险。

　　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发起、军中一批热血将校参与撰写、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甲午殇思》一书，给我们带来一股及时的反思历史、警醒当下的思想清风。可贵的是，这些军人并没有简单地局限于一般战争要素来回溯中日甲午战争那段历史的功过、曲折、是非，而是放眼于国家战略、国家治理、国家神圣、国民生死意识、苦难意识、海权意识、国防意识、战争动员体制、亮剑精神等诸多方面来挖掘那场战争的深层对决及其影响。书中也不曾出现漫画式、妖魔化对手的描述，日本国家与军队、将领在战争进程中的阴谋与胆识，野蛮与顽强，凶残无耻与忍耐负重，都客观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甲午殇思》对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惨痛历史教训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书中从不同角度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一是殇在政体上。在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启了变法图强之路。在政体方面，日本虽保留了天皇制和封建武士的传统，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上全面学习西方，进行变革，而清王朝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只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却拒不做体制变革，因此，甲午对决，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大清国未战就先败了。二是败在贪腐上。清王朝后期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清政府横征暴敛，各级官员乘机中饱私囊，腐败成风。令人发指的是，在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海战面前，慈禧太后竟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及颐和园。反观日本，为准备战争，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海军购建舰船的补助费用。三是输在海洋观念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对海洋知之甚少，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面前，我们的海洋观仍然局限在“海防”上，完全没有“海权”意识；而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后对海权问题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并付之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就甲午战争而言，大清国的消极“海防”战略在日本的积极“海权”战略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四是缺在“亮剑”精神上。我们有几千年的和平主义传统，这当然是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但在侵略和战争面前没有“亮剑”精神是不能求得和平的。中日甲午战争从根本上说，是“非攻”的和平主义与“尚武”的武士道精神的对决。书中，刘亚洲将军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对中日两军历史照片的观感，他说：“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武士气质不是朝夕间练就的。日本启蒙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一书中这样定义武士道精神：它不仅是一种尚武精神，还是一种品德修炼，更是一种价值观，超越利害得失，不求回报。新渡户稻造认定：“武士道精神是大和民族的魂魄，无论遇到何种艰难困苦，不死鸟都会从灰烬中苏醒过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武士道精神被推向极端，演变成法西斯主义，最后使日本走向毁灭。这是日本需要吸取的历史教训。对我们而言，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博弈中，或者在未来的战争搏击中，中华民族需要“非攻”与“亮剑”意识的统一，需要铸造既稳健敦厚又强健彪悍的国民意志，在国家对外战略的设计中将和平主义的处事理念、韬光养晦的外交智慧与果敢善战的民族血性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新一轮民族国家竞赛中占据不败之地。

　　我们有必要走进历史深处，唤醒民族记忆，总结惨痛教训，知史鉴今，激起人们勿忘国耻、矢志强国的奔腾热血，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