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中国文化生成及衍变的恢宏历史图景，力求呈现中国文化多元汇聚、自成一体、生生不息的结构性特征——

开创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凡学术之精进，通常系由少数富于原创性能力的学者在历史的某一时点，对某类问题阐发不囿旧说之新见而引发。著名史家冯天瑜教授新近完成的70万言《中国文化生成史》，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冯氏此著构思于1990年，着笔于2011年，此间学术资源的积累堪称厚实，中西交通的深度前所未见。《中国文化生成史》的铺陈舒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对文化史之若干关节点进行通贯性的阐释，详其实质之义理，略其兴衰之表象，矻矻于历史思辨之张扬

　　作者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古今之辨、中外之辨等要旨入手，详加剖析其内在肌理，为全书的立论确立了基本的学术立场。尤其是，作者将“中国文化生成史”与“中国文化史”作了谨慎的界分，即两者不是简单的上下统属关系，而是两大互相涵摄但又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知识体系。惯常的“中国文化史”的写作，多按时间序列（主要依王朝更迭体系）布列史实，明断是非；亦有按门类编排者，凸显专题性，而将时间变迁隐含其间。此类文化史，其优长在于线索清晰，文化流变之轨迹了然于心；其弊端在于，因体例所限，理性思辨之纵横捭阖难以展开，从而止步于史实之坚固，无暇顾及史论之宏深。相较之下，冯氏创发之“中国文化生成史”既可承续前者重时间、重专题、脉络明晰之风骨，又可避开前者受时间、史实、体例诸般之掣肘，摆脱教材式的虽平实而欠深度的写法，发扬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学评论传统，对文化史之若干关节点进行通贯性的阐释，详其实质之义理，略其兴衰之表象，矻矻于历史思辨之张扬。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生成史”的提法本身已打开文化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作者还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谈论文化生成的基础。冯氏指出文化生态包含四大因素，即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强调文化并非某一生态因素单独决定，生态综合体提供文化生成的基础，诚为公允之论。

　　在“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都提出颇具学术价值的观点，大有历史哲学之意蕴

　　冯氏将文化生态诸因素进行专题性论述，以勾勒中国文化生成及衍变的恢宏历史图景，力求呈现中国文化多元汇聚、自成一体、生生不息的结构性特征。

　　其间，作者对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保守立场，但对虚骄之气保持惕戒，在弘扬传统文化之固有精神之际，并未减损以科学理性为旗帜的批判性锋芒，体现出以追求知识本真为职志的史家本色。

　　在“地理”单元，作者将地理环境置于文化生态视野之下，逐一检视“心智决定论”、“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失误，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具体地理因素予以客观评述，强调环境的丰富性是中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之一，深入探讨地理隔绝与中国文化特性、中国人特有的世界主义与海洋意识、郑和之后何以没有出现“第二郑和”诸问题，不同于某些论者将地理与文化之关系进行简单比附的肤浅之见。

　　在“经济”单元，作者将农耕与游牧定位为两种前现代文明类型，论证了两者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复杂共生关系。与此同时，作者将封建“领主制”与非封建“地主制”界说为农业时代的两种土地所有制，在吸纳前贤论说的基础上，对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历史分期作出全新判断：殷商、西周时期，是土地王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领主经济阶段；周秦之际，是土地制度变革阶段；两汉至明清，是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地主经济阶段。

　　近年来，作者致力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其最有学术冲击力的成果不是外来之词汇如何楔入中土，而是对“封建”一词的深入考析，几臻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境界。由此引发的学界论争，俨然已是现代中国文化演进的重要事件。

　　在“社会”单元，作者聚焦于宗法传统，从宗族制与考选官僚制相契合、父系原则与家国同构等议题入手，论析宗法制之根深蒂固，并对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特质进行了条分缕析，包括法祖尊统、教民追教、德治主义诸要目，均切中肯綮。

　　在“政治”单元，作者把注意力放在皇权文化上。关于中国皇权政治的特点，作者从“君权神授”与“民为邦本”、“君本位”与“官本位”、君权与宗法制、君权与相权等八个方面予以透视，尤其对皇权的“专制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析，重点放在辨识制约皇权的形而上因素（“天-理”、“法-礼”）及社会结构因素（贵族、官僚体制与民间自治），兼及近古士人企图解构专制的思想突进。应该说，皇权文化之论，既是作者“封建”考论之延展，两者在致思路径上一脉相承；亦是全书颇具学术价值之华章，大有历史哲学之意蕴。

　　在宏观层面进行思想阐发，对中国文化特质及其世界影响、中国文化史分期等议题作出延展性的思考

　　对于宏观层面的思想阐发，旨在从史论的基础上，对横亘古今之相关问题作出延展性的思考。其荦荦大端，计有三个议题：

　　其一，中国文化特质及其世界影响，重点在于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色，涉及“内圣”与“外王”的伦理政治、“阳儒”与“阴法”的权谋、“民本”与“君本”的纠葛、“政学”与“技艺”的分合、民族性格、近代性挑战等，深刻而不失偏颇。

　　其二，中国文化史分期。近百年来，历史分期是争讼不息的重大学术问题。本书在梳理各派之说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史分期提出了明确主张：从采集到农耕、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共同体，是史前文化；夏商周“三代之治”，是宗法封建文化；秦至清，是皇权文化（中唐至清中叶出现文化转折）；晚清迄今，是现代文化，涉及“中体西用”论、“冲击-反应”论等多种有影响力的文化模式。这一文化史的分期说，奠基于作者数十年文化史研究之功力，自成一家之言，其意义当不限于文化史之隅，而必将扩展到中国史诸领域。

　　其三，对中国文化的前瞻性思考。眼下诸般文化研究之言说，或缺乏历史根基而流于浮泛，或囿于史学之门槛而失却现实关怀，兼有历史之胸襟与开放之视野者可谓少矣。冯氏潜心学术而不迂阔，关切时势而不媚俗，游刃于学术与现实之间，秉持社会之良心、史家之才学，对中国复兴、文化创新、文明对话、基尼系数、中等收入陷阱、贪腐与法治等热点问题多有评议，皆为高屋建瓴之文化学观照。（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