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述学》龚鹏程著

　　《龚鹏程述学》是一本由传统走向未来之书。

　　传统，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龚先生把六艺作为书的目录，来说明他在这些领域都学到了什么，又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前者是师友渊源，大综合、大继承；后者是批判取舍，开创，自成一格。

　　俗话说“大匠不示人以璞”，可是龚先生毫不忌讳，现身说法，藉着怀念老师的方式，隔体传功，金针度人。

　　而更能度人的，是指出向上一路，要求在心胸志气上提升。说他老师“最讨厌我为赋新词强说愁，亦不喜欢我作苦语或耍小聪明，经常痛责我：余最厌此等。青年吐属，如何可以有此？青年少年强充情种，中年以后叹老蹉卑，皆是俗物”。又以诸葛亮为教，说：“诸作结语均大衰飒，甚非所望于仁仲者也，亟改亟改！从诸葛公淡泊宁静中想象其光明俊伟气象，勉之！”这就不只是教作诗，更是教做人了。

　　把做学问跟做人结合起来，正是龚先生学问的特点。所以他看不上文献的、客观的、只会做逻辑演算而行事糊里糊涂、自限于学科划分的学者。

　　龚先生述学，可以不避忌谈他自己的失误，诚恳自剖，实话实说，光明洒落，实在非常难得。除了在学理和知识方面自我反省之外，他对自己做学问的心态也有许多省察，说：“那时，我正提刀踌躇，接战四方！如今我当然很后悔这盛气好战的毛病。”又说：“我写过的文章比谁都多。性质猥杂，各式各样。有深言，有浅语，有正餐，有杂拌儿。大抵皆有益于人、有用于时，但也不免有些只有游戏或应酬的价值，甚且常为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最精彩的，是他引龚定庵“伤生之事二，一曰好胜、一曰好色。好胜之事三，曰学问、曰憎怨、曰荣利”那一段。说：“批评我的人都责我好胜。是的，谁不好胜呢？凡自以为不是庸人的，都好色好胜。做学问即是好胜之表现，或以好胜之心为底子。学者之炫耀知识，与才士炫文采、富豪炫奢侈、女子炫妖丽，有何不同？而学问做得好了，荣利便来。或别人给你奖项奖金名衔，或生起荣利之心，自己去争取。黄金屋啦、千钟粟啦、颜如玉啦，盼个不了。做不好，则被人憎、被人骂、被人耻笑，自己又憎怨耻笑我憎嫌我的人，往复相煎，遂若寇仇。学界本是读书人的组合，似应最纯皓、最具理想性，而其实到处都争来斗去，争地盘、抢位子，黑函蜚语横行。就因其中憎怨与荣利搅成一团，所以是最大的名利场与是非圈。日居其间，其不伤生者稀。因此，谈到做学问，我首先就要劝人莫做。若真有点有天资，可以做学问，则再要问能否戒色、戒憎怨、戒荣利，转学问伤生为‘学以养心’。做不到或不愿做，则干啥都好，千万不要治学。我炫学争胜，毛病最甚。幸而还有点自知之明，所以能由此反省起，渐渐转出学以养心这一境。”

　　这一段，真是可圈可点，可当全书“句眼”读。不但是所有读书人的药石，也是龚先生自己的方法。

　　龚先生博通三教、兼贯九流，但大家既佩服他博大，又认可他是醇儒，即是因为“反身省察”这种功夫，乃是古代儒家特有也最强调的。现今读书人的本领，只在书上，不能通过反身而求来提高自己，所以不是为己之学。龚先生过人之处，便在这一点上，处处可以见到这一方法的运用。

　　龚先生的名气，大多来自他的博学，三教四部六艺九流，当代鲜有人能像他这样兼通。所以大家最常夸他的，就是这个。但《述学》中这一类叙述，却让我们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的知识储备好、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写论文从来不用獭祭鱼、查资料，可是他更看重的不是知识，是心；不是技术，是道。

　　龚先生经常流露的孤独感，或许就由此而来。

　　他用生命来呈现他由传统得来的生命，在传统消失的时代，当然孤独，不被理解。可是他因拥有传统，所以孤独而不寒苦，反而热力四射。掉臂独行，自己发光，做着倔强的孤独者。

　　但这看来还只是序曲。致敬传统、传续传统，乃是要由这根子上开花、结果。近代沧海橫流，谷物都淹死了，他却要再栽出灵芝來。

　　故他谈六艺、谈经学，跟一般讲国学的人不一样，强调的是要由其中长出东西来：“质疑经学不能开展出现代学术的人可多啦，我这活生生的例子恰好也可做个反证。”所以他每一卷都在讲如何开展的问题。如诗，早期是学诗、作传统诗；后来就做现代传播，并结合西方文论，发展属于现代的诗学，继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与西方对话。

　　因此他讲国学，独树一帜，绝不是复古冬烘们能比的。他对西学传统、现代社会、后现代思潮之熟稔、深入，在两岸国学领域中，也是极少见的。

　　这其中，既复古又创新，两者融为一体。他做得兴高采烈，我们则还雾里观花，看不明白，得要一点时间消化消化。幸好，《龚鹏程述学》就是他治疗现代病、重开礼乐文明的纲领，我们可以仔细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