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禅学书系”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晚明名僧达观读苏轼《法云寺钟铭》，大悟“一切文字语言，皆自心之变也”，并说认识到文字语言这一本质，则为诗为赋，悲鸣欢呼，无可无不可。达观对此有一个精彩比喻：“文字如花，自心如春。春若碍花，不名为春；花若碍春，不名为花。惟相资而无碍，故即花是春也。”（《紫柏老人集·拈古》）这段绕口令似的春花之喻，主要是说禅，当然也不限于禅，说诗也好，说其他事理也适用。

　　对诗与禅关系的理解，文字语言正是关纽。虽然传统上认为，禅不可说，说即不中，所谓“才涉唇吻，便落意思”；诗也通常是鄙弃执着于文字的，认为诗不可说，可说皆俗，好的诗应该不落言筌、无迹可求。然而对诗禅内部肌理进行有效解析，显然不能停留在宗教至理或艺术妙境只能意会心解的玄学观念里。文字语言有遮蔽的一面，也有澄明的一面，这一双面特性，正使我们凭借自瞿昙拈出的“此一枝花”，循着它的“浮鼻暗香”与“撩人疏影”（达观《石门文字禅序》），去探究无边之春得以成为可能。对此，周裕锴先生的研究给我们诸多启示。周先生《中国禅宗与诗歌》（以下简称《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下称《诗学》）、《禅宗语言》（下称《语言》）三种此番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入“周裕锴禅学书系”出版，即以此论题为中心，对三书的研究略作陈述，供读者参考。

　　“禅学书系”三种表明，切实的语言学批评是使传统的诗禅相通从具体实践到抽象本质获得现代诠释的极有价值的方法。《诗歌》前言中周先生表达了对这一研究方法的信念，认为“完全可以通过诗和禅留下的语言符号，去剥开其物质外壳下包藏着的精神内核，去发掘其表层结构下覆盖着的深层结构”。这一信念的继续实践，是《诗学》《语言》二书的相继面世，并且于其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然而这一方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需要面对极庞杂繁复的语言碎片，并且要求综合会通诗学、哲学、宗教、史学、美学等多学科。但其有效性也是可以想见的：以语言学批评作为基本方法，所有判断从具体的语言分析中切实呈现，也就使得突破传统以来通常由于概念模糊不清、逻辑似是而非、关系牵强不实等造成的误解与遮蔽成为可能。以我肤陋的认识，三书解析的重要论题，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尤宜究心：

　　首先是诗禅异质同构关系的内在机制。古人的诗禅相通论一直未走出印象化表达，周先生之前的论著对这一问题也鲜见深察。《诗歌》“力求成为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关系的专著”，这一论题也便成为其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全书在诗歌与禅宗历史演变轨迹多角度透视的基础上，从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以及肯定表现主观心性四个方面，总结诗禅相通的抽象本质，对诗人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与禅僧以诗说禅、以诗悟禅等的庞杂事实做出学理上的诠释，诗禅融合的理论依据至此得到切实的正面回答。这一结论，也成为周先生诗禅关系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是所谓诗禅互动的不平衡关系。研究者通常认为禅对诗的影响是全面的，而诗赋予禅的不过是形式，诗禅关系并不平衡，实际上是单向的。这种认识似乎可以上溯到元好问“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之说，锦上添花显然是不能与切玉析金相平衡的。周先生从语言学角度展开切实研究，较早对这一沿袭观点进行了否定。《诗歌》认为，禅宗的本质是一种诗化的宗教哲学，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其中国化过程主要是诗化过程。尤其禅宗进入文字禅时代，诗歌实质上于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是文字禅、士大夫禅与宋人语言观。周先生关于文字禅与诗学关系的研究，贯穿于三书始终，《诗学》尤其集矢于此，仔细审视北宋中叶以后“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的互文关系，对禅学与诗学这一同步语言学转向的内在联系进行解析。在文字禅研究中尤其突出了“士大夫禅”，并指出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仅强调禅宗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包括士大夫儒家语言文化观念对禅门的渗透。反过来说，以笔砚作佛事的士大夫禅作为士僧的共同选择，在士大夫语言文化方式向禅门渗透的同时，禅宗词汇、句法、典故及修辞等也由此进入士人的言说方式中，古典诗歌诗论获得全新的语言资源。这方面在《语言》一书中得到最集中的阐发。士大夫禅与文字禅本来不可分割，二者是以上同一事实不同维度的表达而已。而这一事实，实际上折射着宋人对文字语言本质较前人更深刻的认识。

　　回到达观的春花之喻。文字语言与世界存在同一性，所谓“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只有真诚把握了花，才有可能切实把握住春。戏仿达观的话，我们可以说三书是花，书中诗禅妙义是春，对诗禅深层关系的理解，需要读者自己对三书进行仔细参究。

　　回到达观的春花之喻。文字语言与世界存在同一性，所谓“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只有真诚把握了花，才有可能切实把握住春。戏仿达观的话，我们可以说三书是花，书中诗禅妙义是春，对诗禅深层关系的理解，需要读者自己对三书进行仔细参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