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韩少功

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曾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作品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数种出版。

        近期，韩少功带着新书《修改过程》走了很多城市。

        在高校、在书店，韩少功与学者、学生、普通读者们围坐在一起，谈新作、谈文学、谈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人文和科技话题。

        在人们眼中，韩少功不仅仅是写作者。在超过4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始终关注着现实，关注着那些人们容易忘记或掩盖的东西，“为那些不可命名的东西书写”。

        有些文学作品体现得更多的是漠视他人、拒绝社会，这其实是走偏了

        解放周末：您在新作《修改过程》中关注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就是著名的“七七级”，通过他们的故事描绘了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跌宕起伏。有年轻读者在读完之后感觉“讲的大都是80年代的故事，读完很激动但似乎离自己很远，没有办法共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反馈？

        韩少功：你说汉代远不远、唐代远不远、明代远不远？像《甄嬛传》这样的电视剧为什么这么火？这些讲古代的作品还能让今天的人产生共情，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就已经那么久远了吗？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今天我们读孔子、老子、庄子，没觉得他们离我们有多远。好多东西都是可以沟通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很多都是跨越时空的。

        解放周末：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反而比一些时间、空间上更接近现在人们生活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要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我是一个外公，如果我的孙辈去读古典小说或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文学作品，我很放心。如果他们读当代的一些小说，我反而会比较担心。

        我很难说清这种担心从何而来。改革开放之后，都市环境下的文化里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潮流，它是真实的，也是社会思想、情感的敏感反应。它对冲击、动摇、瓦解传统的某些文学概念和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小说要人物没人物、要趣味没趣味，反而在比矫情、比狗血，像病毒传染似的。这些小说的作者可能觉得这特别有个人主义的感觉，是真感觉。相较而言，一个牧人对草原的感觉，一个水手对海洋的感觉，一个农夫对土地的感觉，在他们看来都不是感觉，而是思想——对人有压抑感的思想。

        前段时间我在海南大学讲课。我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到了二十世纪变成了两个“学”，一个是“人民学”，一个是“自我学”，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但是现在，有些文学作品体现得更多的是漠视他人、拒绝社会，这其实是走偏了。我们要回过头完整地看看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留下的文学遗产，是否有被我们误解，或者片面理解的东西。

        解放周末：有些读者把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产品，而有些作者也相应地进行批量化、流程化的文字生产，迎合这样的需求。您担心这样的供求关系吗？

        韩少功：人性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趋上的一面，也有趋下的一面。现在所谓的人气为王、流量为王，常常是奔着趣味趋下的那一面去满足需求的。我希望，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接触的是完整、丰富的内容，至少不是一味的趣味趋下的追求。对作者来说，不能仅仅是为了满足所谓市场、追求流量而写作，因为这本质上是追求金钱。这样的写作当然是扭曲的。

        人为什么要写作？因为有真情实感想要表达。就像我们在深夜里点一盏灯，和朋友说一说心里话，这就是正常的文学。哪有每个字写出来都是奔着钱去的？如果这种扭曲成了潮流，那不是一个让人安心的现象。

        文学教育应该让大家认识到，人生中“没有得数”是很正常的事

        解放周末：您曾经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把创作小说当作一种思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可能是模糊的。但有些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想快速了解这部作品是讲什么的、故事梗概是什么、自己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和启示。这种寻求答案式的阅读方式，您怎么看？

        韩少功：我经常看到记者问作家这样的问题：“请用简明的话来概括你的这本书”。我想，如果几句话能把要表达的意思都说清楚，那就不需要写一本书了。

        有时候，作家写小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希望通过小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思考。我对上世纪80年代的感情特别复杂，用比较清晰的理论和文字没有办法描述，所以需要大量的细节，用啰唆的文体、不清楚的文体、接近小说的文体来表达这种感受，用一些细节群，甚至是“细节云”来表达这种复杂。

        解放周末：这种复杂很难简化，所以这种提问让您难以回答。

        韩少功：是的。希望读者们以后也不要向作家提这样的问题。

        人类思维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发展，到了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现代科学训练得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1+1=2”，必须要把得数告诉别人。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有明确得数的，有些是没有的，有些算式后面可能不是等号而是问号或者省略号。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文学教育应该让大家形成这样的认知，认识到人生中“没有得数”是很正常的事。

        很多伟大的、一流的作家的作品经常是自我矛盾、没有明确结论的。比如托尔斯泰，他既同情贵族也同情平民；苏东坡有出世的思想也有入世的一面。他们都有纠结的状态，而这种纠结不是没有意义的，纠结和矛盾本身就是人生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人生哪有那么多简单的结论？哪会像那些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一样，有那么几个按键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那太容易了，还需要智慧干什么？人类一定会面临很多难以选择、两难甚至多难的境地，而不是简单的“Yes”或“No”。只是我们希望生活是简单的，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

        解放周末：可否这样理解——一方面文学作品不适合被简明扼要地提炼所谓中心思想，但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恰恰是通过语言和叙事试图解释人类复杂的生活？

        韩少功：原来我们都说，文学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新闻，直播网站等手机应用也有了，那文学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文学可否提供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内容，发挥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功能？这是作家应该考虑的问题。

        解放周末：关于这个问题，您的回答是什么？

        韩少功：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现象：有的人动不动就剑拔弩张，整个世界也是非常不安宁的，各种意识形态在固化或者尖锐化。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文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善于也最适合表达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工具。

        人类最后的优势是价值观，这对于各种创造性的工作特别重要

        解放周末：在《修改过程》中，显示出您对当下的网络流行语和新潮流十分熟悉。平时会特意留心这些吗？

        韩少功：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吧。只要不是封闭自己，总会接触各种新信息和新用语，只是程度上有多有少而已。

        流行文化中也有好东西。比如流行音乐里，也有好听的、艺术品质高的，当然也有很多泡沫和垃圾。网络文学肯定也有上中下之分，肯定也有一些作品有成为经典的潜质。我们不能依据传播介质论高下，也不要拘泥于时代、形式或作者身份。好的就是好的，没必要一见互联网，就以为是文学的阿里巴巴来了。

        解放周末：有人说，您是中国作家中关注日常生活、人和技术问题最多的作家之一。对于人工智能的话题，您似乎特别感兴趣？

        韩少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比如平时用的搜索引擎就是。第一波工业化是用机器来代替我们的体力，现在，升级版的工业化是用机器替代我们的脑力——准确地说，是一部分脑力。这意味着很多工作岗位，包括保洁、保安这一类兜底性就业岗位，会受到机器人的威胁。这将带来巨大的技术变革和社会震荡，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解放周末：但您对“机器不会完全替代人类”还是很有信心的。为什么？

        韩少功：现在，人工智能被应用在新闻写作和翻译领域，发展很快。但人们发现，人工智能“搞不定”文学翻译，这恰恰暴露了它的局限。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相信人工智能不可能是万能的。人工智能最擅长处理那些逻辑性的、常规性的、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它的记忆能力和运算速度远非人类所及。但机器的工作需要数据库，而所谓数据库就是数字化的人类经验和实践成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工作总体上是一种跟踪性的工作，人类创造什么，它马上就学会了，但它不会走在人类前面。

        人工智能的短板是价值观，是千差万别的主体应对千变万化的情况时，所遇到的价值选择。有一个著名的道德难题，说的是一列火车向前开，发现前面轨道上有三个人，眼看就要被撞死。这时有另外一个选择，扳动火车驶向另一条岔道，那里有一个人。火车司机这时该如何选择？是牺牲一个人，还是撞死三个人？是应该人数优先，还是应该责任优先？这就是一种两难的价值判断，我们人类经常遇到，在人文领域里尤其经常遇到。美国科技作家凯文·凯利在《失控》里说，人类最后的优势是价值观，这一点对于各种创造性的工作特别重要。

        眼下，对于人工智能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存在着各种想象，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无数种想象。但是，对于某些所谓专家的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