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议价”能力见长令企业难以招架

中工网实习生 张彬

　　议价幅度大、频率快难招架

　　“老板，我不想干了。”“怎么了？”“你给的钱太少了，一个月拼死拼活也就3000元钱，都没法维持基本生活。要么我们就承包合作按工结账，要么你就多加点钱吧。”泥瓦工马建华对他的工头说，此时，他的脸上不再有5年前刚从村里出来时的羞涩与胆怯，更多的则是坚定和自信。

　　5年前，小马跟着老乡来到北京的一个工地，老板让他跟着师傅学习做泥瓦匠。3年间，他从一个每月只拿1300元工资的小泥瓦工成长为熟练工，每月能挣3000多元。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小马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想法也越来越多。

　　老板认为他没有承包的能力，没有接受他的要求，但是老板心里也很没底，现在招工难，想找一个来了就能直接上手干活、还能知根知底的工人实在不容易。

　　小马是最近工地上第四个有离开想法的农民工了，老板觉得小马踏实肯干，从不抱怨，也从不挑三拣四，带出来的徒弟也都是好手，一定要留住他，“我们这从来没有包工干的，不过工资可以谈，你说多少钱合适？”

　　小马根据同乡的打工收入报了价，“一个月6000元，我是带工师傅，我觉得6000元很合理，我打听过了，人家都是这个价。”老板很吃惊，“你这开的也太高了。”小马扭头就准备走。老板立刻开口说，“5000元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活儿一直做的不错，咱是老乡我也信得过你。就算你出去单干也比这多挣不了多少，你考虑考虑吧。”小马犹豫了，当初是老板把他从农村带出来，并教他学会一技之长，如今说走就走，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最后小马选择了妥协。

　　“现在不仅是有技术的农民工敢要价了，就连没有技术的小帮工都理直气壮。”某大型施工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

　　连日来笔者走访了几家建筑施工企业，其负责人均表示工人议价能力逐年提升，让他们难以招架，最头疼的两个问题就是议价幅度大，且越来越频繁，经常出现一个工人议价成功后，另一个工人听说后接着来议价。

　　短工、临时工最敢议价

　　“以前是工人找活干，现在是活找工人干。”吴万新对笔者说。他负责的项目刚刚封顶，但在之前半年时间里，吴万新一直在与议价的农民工“战斗”。

　　吴万新所在的工地位于哈尔滨，这是他第一次在东北接工程，这里的冬季来得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施工时间非常有限。“我自己带的工人根本不够，只能临时在当地招人。”但招工的难度同样超乎了他的想象，“现在招短工太难了，人才市场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有的农民工开口500元一天，这完全满足不了。我自己带来的工人每天才220元，我给你短工开500元一天，我自己的工人还干不干了？”

　　用工荒，工期紧，加上“有的工人说要收地，挣这点钱不如回家干活”，吴万新硬着头皮，一天360元的工资一路开到400元一天，接近他给自己工人开出工钱的两倍，“这已经是底线了，不可能再高了。”尽管开出高薪，但半年来，吴万新工地上的用工缺口仍然保持在50人以上。而且不时有短工走掉，“工人流动性很大，就是嫌钱少，可能有别的老板开得比我高，哪怕只高了10元钱。”吴万新有些无奈地说，“这个我也能理解，来去自由嘛。”

　　吴万新觉得，最敢议价的主要是短工、临时工，所以有时价格会超乎想象，“这都是短期性的，长期的报酬不可能达到那么高，农民工还是很弱势的。”

　　小老板恶性竞争推动不合理议价

　　“主要是因为用工荒。”在上海从事建筑施工的朱经理告诉笔者，“这两三年我到过的工地，没有哪个不缺工人的。”劳务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刺激了用工单位的神经，“现在小老板之间的恶性竞争很严重。”朱经理介绍说，“这个老板一个月给3000元，另一个老板就开一个月3100元。农民工也不看别的，谁钱多就跟谁走，哪怕只差100元。”

　　这种没有制度保障、自发的、街头叫卖式的议价已经给用工市场带来许多不良影响。据朱经理介绍，去年年底上海有多处工地因为工人的涨薪要求而停工，“看着人家涨工资，肯定有工人心里不好受，就来提要求。可项目都是按合同走的，怎么可能做到一半说涨就涨？”

　　为了保证工人的稳定性，现在一些地区的建筑工地“停工不停薪”。“以前，天气原因或者工程款出了问题，工地一停工，就给工人放假了。工人们就回去了，等开工了再回来。现在根本不敢放假，走了哪还有回来的啊。”朱经理对笔者说，他工地上的农民工，有的不干活，一个月也能拿四五千元。

　　在一些小企业里，为了能给工人开出一份有吸引力的工资，企业不得不减少招工数量，以节省人力方面的成本。

　　朱经理认为，建筑市场上层层分包以及由此导致的小老板恶性竞争，客观上给一些农民工的不合理议价提供了空间，“长期如此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对此，有业内人士称，无论是农民工自发的议价行为，还是用工方的涨薪之举，都是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做出的被动调整，这些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用工矛盾，也不可能解决农民工待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