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来，极右政党接连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大选和地方选举中攻城略地，重据欧洲政坛一席之地。这不禁让很多人想起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后，极右势力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

　　欧洲极右风潮汹涌不止，挖掘其背后的动因，仅着眼于欧洲已然不够。而从跨大西洋关系的视角对其加以考察，历史和现实则给我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美国能够屡屡在危机后实现国力跃升，长期保持兴盛，原因多种。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四处制造混沌，并利用自身“大陆岛”的优越地缘政治条件从别国渔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私人银行家执行“道威斯计划”，贯彻美元外交，借此既维持了苛刻对待德国的凡尔赛体系的运转，同时其中的债务循环机制还造就了美欧之间的经济、金融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让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前夕成为占据当时世界工业总产量40%、世界黄金储备50%和国际贸易总量16%的经济巨人。到1945年混沌化为秩序之时，美国不仅垄断核武器，还坐拥强大的常规军力，其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半，更掌控了世界工业生产和黄金储备总量的三分之二。本土置身战火之外的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重建国际贸易和货币汇兑机制，依托马歇尔计划再次为一片焦土的欧洲大陆注入重建资金，更在冷战对峙的历史环境下建立了以北约为代表的新跨大西洋依附关系。

　　历经两次大战的洗礼，不少欧洲精英们早已意识到，愈发深入和广泛的跨大西洋依附框架中其实潜藏着巨大风险。长期以来，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创设欧共体、出台戴高乐主义、颁布新东方政策、成立欧盟、流通欧元、签订《欧盟宪法条约》等举措，力争整合力量，以图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挣脱对大西洋彼岸的依附。但不幸的是，欧洲在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前，又被套上了新的“枷锁”。自2003年以来，脸书、推特、谷歌、苹果等一干美国科技和网络公司急速发展，美国深刻地重塑着人类的信息获取、人际交往乃至生活方式。与美国网络和科技行业深度绑定的欧洲，虽然其精英们仍力争摆脱对前者的依附，但精英们掌权必须依靠民众的选票，而民众对美国所提供的通信科技及其衍生出的传媒、社交乃至生活方式的高度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已逐步被转化为新形态的跨大西洋依附关系。

　　冷战结束后，欧盟顺势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并朝着政治一体化稳步迈进。而美国随着国力的衰退，其与一个深度一体化的强大欧洲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发凸显。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又一次成为美国要解决的问题。随着2009年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欧债危机很快被点燃。同时，美国先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策动阿拉伯之春，又从伊拉克撤军，并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混乱的局势和力量的真空不仅引发了大规模难民潮，“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更是趁势坐大，毗邻的欧洲首当其冲。欧洲受经济困境、难民潮以及恐袭等多重要素的催动，由对极右势力长期持警惕态度，转变为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情绪逐步升温，滋生极右势力的社会土壤又一次被“翻”了出来。

　　此后，在地理环境、文化语言、传统习俗等方面与美国最为接近的英国，开始上演脱欧大戏。2015年英国疑欧派的幕后金主艾伦·班克斯便与美国极右势力代表人物史蒂夫·班农及其掌管的剑桥分析公司进行接触。美国杂志《纽约客》更刊文质疑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是一场试验，验证的是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社交媒体推送平台，大规模引导和塑造选民投票意向的可行性。延宕三年的英国脱欧大戏开始步入尾声，不仅意味着美国依托新兴通信传媒技术为欧洲极右风潮打造的第一个样板已接近成功，更意味美国手中新“枷锁”的能力越发强大。

　　如今，美国甚至以所谓的“安全风险”为由要求欧洲封锁华为。这种不遗余力的抹黑行径的背后，正是为保护新“枷锁”不受外力“破坏”的决心。因为正是由于这一“枷锁”的存在和壮大，欧洲极右势力才能继续扩大影响力，欧洲政治才能继续朝碎片化方向发展。当美股触顶引发危机的魔咒再次“显灵”，在外部影响和内部蛊惑的双重作用下，极右风潮的强大力量完全有能力对欧洲自二战以来长期尊崇的主流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欧洲团结一致的向心力造成致命打击。若对班农自英国宣布脱欧以来的行程予以关注，便会发现其离开白宫后多次前往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并与法拉奇、勒庞、萨尔维尼等欧洲极右翼头面人物密切接触。若对这些极右政治人物所属党派的政治诉求稍加研究，便可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反对欧盟。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若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忙于相互攻讦，不能占据社会主流声音，整个国家将陷于激烈的内耗之中。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以来，三换首相，两次大选，依然尘埃未定，便是明证。

　　跨大西洋关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或许能够继续依照自己的意愿“保持伟大”，但如果是依靠“损人”来“利己”、换取“一时伟大”，与人类整体的命运以及共同的利益相悖，则势必化为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