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很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很强，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但一些对西方政治制度盲目迷信和充满幻想的人，却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

　　迷信和幻想，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认识。持有这种非理性态度的人，对西方分权制衡影响决策效率，党派纷争影响治理效率，既不愿正视，也不愿承认。事实上，近年来随着西方日趋严重的行政司法化现象加剧，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关篡夺了大量行政职权，影响了决策和治理的效率，如美国三权分立政治制度过于“碎片化”，使特殊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得以长期阻碍政府批准大多数人所希望看到的政策出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评价说：“今天美国的体制已经称不上是民主政体，而是‘否决政体’，即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一个例证是，奥巴马曾提出雄心万丈的医改计划，签署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但法案推行步履维艰。戏剧性的是，批评奥巴马医保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大选中同时拿下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的重要议题之一。不过特朗普上任后投入极大精力和资源的《美国医保法》同样遇到强有力的阻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称新医保的流产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民主党议员团结一致使美国避免了特朗普医保“灾难的降临”。西方多党制虽实现了权力制衡，但提高政府效率却很难实现，因为政党纷争放大了利益博弈。比如面对债务危机，欧洲一些国家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缺少合作共度时艰的诚意。大选时，参选政党都向选民许诺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当选之后不削减福利，也不能增加税收，入不敷出，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不可避免。执政党和反对党均无法解决危机，导致民众蔑视议会，不相信政府和政党，抗议活动不断。

　　破除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迷信和幻想，才能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相比于西方多党竞争的格局，中国政治体制展示了治理决策的高效。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政治体制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保证决策的优质高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这几个有机结合既能有效发扬民主，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激发社会活力，又能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权力之间高效有序的协调运行，防止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从而超越了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博弈导致政治内耗和低效的弊端。中国治理效率的优势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高超的把控全局的能力，能够从宏观和全局谋划国家发展的未来。

　　中国治理体系显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党有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共同目标而奋斗。孟加拉国《每日星报》刊文：“中国的成功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中国人口、民族众多，这与孟加拉国情况相似。对中国政府和民众而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特点之一是‘发展管理’。中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制度化的磋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上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的国家体制，改造自然中形成了“人心齐、泰山移”的统筹机制，抵御外侮中形成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动员机制，灾害面前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援助机制。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办好大事关系发展全局；大事办不好，绝大多数小事就无从谈起，就什么事都办不成。

　　中国和谐政党关系有助于形成治理合力。与一些国家“分权制衡”不同，中国更重视各方“分工协作”，这一机制的优势在于尽量减少体制中的“否决点”，增加“协商点”。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党制度，在政治协商中实现党际合作与协商民主，达到政治团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竞争关系，亦不同于西方多党制国家联合执政的政党关系。西方政党关系，竞争是本质和主流，建基于政党竞争的制衡与监督，带有严重政党偏见，容易失去政治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使制衡与监督变成相互攻讦与掣肘。而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执政与参政相结合、领导与被领导相统一的方式，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超越了传统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的、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实践并发展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促进国家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全面而持久的，多党合作既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固的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威，避免由于政治异见相互牵制而造成的内耗，又能扩大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合力。

　　（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