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 高福院士（坐者）与研究团队成员讨论实验结果。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下图 高福院士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1961年出生的高福身兼多职，是个大忙人。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起心爱的科学研究，语速快、思维更快，一点不像已年过半百的样子，倒像是刚与科学陷入“热恋”的小伙子。

　　这场热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科学这座大花园里，他开了一个专做“表面文章”的实验室，目标对准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共同敌人——病毒。要弄清楚病毒是怎么进入细胞里的，就要深入研究细胞的表面——这就是高福实验室做的“表面文章”：病毒和细胞之间、免疫细胞和被感染细胞之间的界面上到底发生了哪些相互作用？它们是如何互相识别的，又是怎样进行“对话”的？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禽流感病毒、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高福带领团队让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原形毕露，为人类歼灭和控制这些敌人提供了宝贵的敌情分布图。

　　行走在塞拉利昂

　　这些看不见的敌人中，最凶残的一个名叫“埃博拉”。为搞定它，高福曾经深入它的暴发地——西非国家塞拉利昂。

　　“当你抵达塞拉利昂，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仍一如既往。在弗里敦，街道依旧繁忙，人们也仍去市场。在一些村庄，人们聊天、闲逛、踢足球，与平常没什么不一样。但我们在这里从事的工作一点也不寻常。当你来到临床或是收容中心，你立马可以看到，埃博拉是多么猖狂，这里的医疗资源又多么匮乏。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非常薄弱，一些人死在诊所之外，更多人死在他们的家中。”

　　这一段话节选自高福2014年10月底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现场工作纪实文章《行走在塞拉利昂》（On the ground in Sierra Leone）。

　　埃博拉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病毒，自1976年在埃博拉河地区被首次发现后，在非洲时隐时现，足足肆虐了近40年。2014年，埃博拉病毒更是首次走出非洲大陆，传播到北美、西欧和南亚，引发世界性恐慌。

　　那年9月，高福作为中国首批援塞医疗队的负责人之一，奔赴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帮助西非国家从源头上防控埃博拉病毒。

　　在此之前，疫区国家不断传出医生和护士感染甚至死亡的消息。众人皆避，而他独往。在奔赴被死亡阴影笼罩的疫区时，他是否畏惧？

　　“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跟出别的差没啥两样。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如果我们都害怕，那传染病就没法研究了。”高福告诉记者，这份底气源于对专业知识的坚守。初到塞拉利昂时，塞方的护士没有防护意识，在中方医疗队的一再督促下，她们才严格按照中方的操作规范来执行。“我们每人有11层防护服，都要一层层穿上。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万无一失的。因为我们防护做得很好，一直跟病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所以不可能出现症状，大家也都不担心。”高福说。

　　不巧的是，刚到那里不久，高福就发烧了，“我很自信我并未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没有接触到病毒的机会。不过还是在宾馆隔离了一周”。隔离的这一周，正是国内放国庆长假的10月初，高福给家人打电话时害怕家人担心，丝毫不露口风。

　　“确实考验心理素质。做这行，心理素质的训练高于一切。”多年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斗争，让高福已经习惯于一个人默默承担所有的心理压力。

　　“埃博拉一方面有风险，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舞台。”高福说，中国科学家为攻克埃博拉病毒所作的贡献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同。中国研究团队对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进行研究和分析，成果多次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

　　仅高福院士团队，去年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关于埃博拉病毒基因进化的重大研究成果。他们还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机制,为埃博拉病毒指明药物研发方向，这一成果发表在今年的《细胞》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