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天，襄阳市其他医院的医生也都来看望他，他听到了很多医生的诉苦。有人说自己从来不坐背对诊室门的位置——因为害怕背后受敌，有人告诉他自己被打以后，院方和派出所都不支持自己维权，最后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赔偿了事。

　　此事两天后，襄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接到了医院的报告，局长去看望了姚瑞林医生，表示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此事，维护医护人员合法权益。

　　两种处境

　　事情过后，姚瑞林因右手受伤，几个月内都无法做手术，每天只能在病房休息。此事还要瞒着正在读高三的儿子。

　　一周后，儿子还是从同学口中听说了姚瑞林被打的事，立刻请假去医院看望父亲。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母是医生意味着什么，一家三口少有聚齐的时候，约好的事情常因为父母临时值班无法完成。有一次，姚瑞林电影看到一半就离开，只留下儿子一个人在影院。他曾试探性地问儿子想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儿子答说不学医，别的都行。

　　事情到底会怎么处理，姚瑞林也心情复杂。他在农村出生，明白农民的不容易。但想到自己的姑息某种程度上会纵容伤医事件的发生，他又觉得自己要为所有医护人员争取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张家曾派一位近亲到病房向他道歉，他表示无法接受。

　　姚瑞林的妻子知道丈夫性子直，每天小心翼翼地安抚。“他人没事就好，就过去了。那些人抓了没有，是谁，怎么处罚，我一点也不关心。”

　　9月19日，襄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杨明全找到姚瑞林，问他是否愿意和解，同时提出，按照规定，将允许被拘留的违法行为人回家料理亲人的丧事。

　　目前，警方把事件定性为治安案件，而非刑事案件，姚瑞林感到难以信服。他一度怀疑，公安局是为了息事宁人才这么做。

　　张加论的家属也不服警方的处理结果。“明明是打架斗殴，为什么只抓我们不抓他们？”老人的女儿说。她甚至猜测，警方和院方看到自己是农民，所以合起伙儿来欺压自己。

　　杨明全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警方是结合案件具体情节和法律规定，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行政处罚不满，当事人可以选择向上一级单位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待姚瑞林伤情的法医鉴定结果出来后，会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进一步处理。

　　他认为，这应该算“医患纠纷”，而不是“医闹”。

　　张加论的孙女告诉记者，父辈和医院发生冲突，可能是沟通出现问题。当天他们没有收到病危通知书，医生陈述情况时，说老人在40分钟前心跳停止。这被家属理解为40分钟前老人就已经死亡，医院却迟迟没有通知家属。这和他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很不一样，因此情绪激动。

　　事情发生后，张加论的外孙庄雪东是最早从外地赶回来的孙辈，这个33岁的年轻人没有轻信家人的一面之辞，而是赶到医院，想去弄清原委。

　　但他和家人刚到医院表明身份，就有7名保安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他没能见到处理此事的院长，也没能见到有关医护人员，却等来了民警。民警警告他们不要闹事。

　　当晚，他们与派出所说好，第二天去查看监控视频。等第二天来到派出所，他们却被告知，不是当事人，不能看监控。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希望理智解决问题的年轻人，始终不明所以。他们在医院和派出所几乎一无所获。医院称事件的处理已经全权交由派出所，不便透露情况；派出所则称事件仍在调查中，让他们询问医院。庄雪东最后找了深圳的律师，才得知自己是有资格看监控视频的。

　　一些媒体有关这起事件的报道后面，绝大多数网民评论都在指责这家人，点赞数最高的甚至是一些恶毒的诅咒。在医院等待结账时，庄雪东觉得一分钟都待不下去，身边总有护士窃窃私语，几乎每个人都用鄙夷、轻蔑的眼神看自己。“委屈极了，我是来解决问题的。难道杀人犯的儿子一定也是杀人犯吗？”庄雪东感到疑惑。

　　同村人的关心是仅有慰藉。不少村民来家里安慰他们，劝他们不要生气，还问他们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一个吴姓村民说，这家人在村里名声很好，常帮助同村人种地、照顾孩子，孙辈也很有出息，有的成了个体户老板，有的在省会武汉求学和工作，这家人“不像是会为钱闹事的”。

　　考虑到肇事司机家庭条件不好，张家只要对方支付了2.9万元丧葬费和3万余元赔偿金。根据当地收入情况，赔偿总金额应在14万元上下。

　　这个农村家庭并不经常跟城里的医院打交道。庄雪东说，跟很多村民一样，父辈们平常遇到小病习惯忍着，忍不了的时候，也只是去镇上的卫生所看看。

　　9月22日，张加论的葬礼举行。如警方所承诺的那样，死者被拘留的晚辈准时参加了葬礼，他们通过家人向记者表示后悔打了人，只想这件事情赶快过去。在死者的“头七”，他们又将回归被拘留状态。但庄雪东还是很想弄清楚，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导致了这样的事情。“医生没理由主动为难父辈。我不会偏袒家人，只是想要个真相。”

　　仍在医院治伤的姚瑞林也在等待。他说，不管怎样，自己与这些人毫无关系，“怎么会打死我的头上？太荒唐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