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钢摄

　　李冰摄

　　▶在《天山脚下》导演现场。

　　▼总撰稿的纪录片《辛亥》获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白露过后的北京，微凉天气。

　　周一的故宫博物院全天闭馆，没有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游客，这座旧宫殿显出令人心醉的宁静和肃穆。

　　午后，祝勇从西华门步入故宫，这是他成为“宫里人”7年多的时间里最常出入的宫门。他工作的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是西北角楼下一个两进四合院，那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

　　这个常玩笑说是乾隆同事的故宫人走得稳健从容，有种走在“我的宫殿”中的自信，言语也是不疾不徐：“有人问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里面珍藏的各类文物总量达186多万件，全中国42%的珍贵文物藏在这里。所以有人答，故宫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最大宝贝。我觉得也挺对。”

　　他一边走，一边介绍着沿路的这个宫那个殿，这个桥那个庙——它们的前世今生，它们的兴衰荣辱。他毫不掩饰对这里的由衷喜爱，毫不吝啬对它的溢美之词。

　　当所有现代人的喧嚣和拥挤退出这里，他眼里的紫禁城变成了一个生命体，有呼吸、有情感。

　　问起他在这里工作的感受，这个不断书写故宫，著有《旧宫殿》《血朝廷》《纸上的故宫》《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等多部作品的作家却仿佛词穷了似的，翻来覆去只有两个字：幸福。

　　宫里宫外

　　“我上中学时，是学校的作文大王，市里省里包括全国的作文大赛，学校都让我去参加，准保都拿回奖来。当然作文的写作都是比较简单的，可我确实喜欢写，对文字很痴迷，所以我考大学时，主意挺正的，一是想去北京，北京的文化特别吸引我；二是必须上中文系。”

　　他的这两个理想都实现了，1986年，他考到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了中文系。

　　中学时，他喜欢读书，尤其历史类的书籍。父亲书架上的书，能读懂的、读不懂的、读半懂的他都翻遍了。他家有满满两书架的书，在“文革”后期的普通家庭里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后来他看了刘心武长篇小说《钟鼓楼》，很喜欢，读了许多遍。

　　“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鼓楼胖，钟楼瘦。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小说中的北京让他向往，让他觉得他生长居住的沈阳太小，又缺少文化的味道。

　　来到北京后，他看到的北京正像刘心武笔下描述的那般，这让这个文艺青年欢喜异常。不上课的时候，他常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北京的人文历史让他着迷。

　　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北京，进了出版社，因为无论阅读写作还是编辑，和书打交道都是他乐意的。

　　12年后，他选择离开出版社，原因还是他的写作受到了限制，虽然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写，仍然不断听到不务正业的批评。

　　从2002年起，他成了“行走的祝勇”，浙南山地、楠溪江流域，然后，山西、江苏、四川、云南，一路跑下去，看着无数古籍中提到的地名变成眼中鲜活的风景，他很兴奋。

　　“对于一个远行人来说，阐述远行的意义是多余的。更多的远行人是像我一样悄无声息地上路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行旅变成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企图。相对于大地而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我们自己。”在一篇散文《用脚思想》里他这样阐述自己的行走。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西藏，远方的上方》《美人谷，尘世中的桃花源》《再见，老房子》《旧宫殿》《北方，奔跑的大陆》《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江南，不沉之舟》……一系列新散文作品在行走中写下。

　　对于他，散文是大地的原生形态，而行走让他得以贴近生命、贴近历史：“我不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家，是个作家，更关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联结而成的历史。我固然关注那些‘死’的历史信息，从中寻找写作资料，但更关注生命状态。比如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湘西吊脚楼、福建土楼，建筑本身凝结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的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

　　2006年，他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当驻校艺术家。可在美国，他总觉得隔，觉得那里不该是自己的长久停留之所，就又回到了北京。

　　“从十几岁开始，我的写作没有中断过，一直在写，可是以前那些东西都比较幼稚，不成熟，算是一种准备、训练，或者说是预习。我觉得我的第一部能够称为‘作品’的书是《旧宫殿》。《旧宫殿》是一个跨文体写作，也叫互文性写作，就是把几种不同的题材糅合到一起，有非虚构的成分，有文学性的，有历史研究的，也有虚构的成分。但是我这几个部分，虚构的我让读者知道这部分是虚构的，非虚构的让读者知道是非虚构的，是真实的。我让它们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撞击的效果。实际上等于做一个文体上的实验。”

　　写这本书把他的目光引向了故宫，而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他之前所有的行走写作思考，也把他人生的轨迹指向了故宫，安放在了故宫。

　　书里书外

　　7月2日晚，一部描写新疆的纪录片《天山脚下》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正遭遇了世界杯的比赛。然而，酷云EYE数据显示，这部纪录片的收视还是居于同时段全国电视排名（包括央视各频道和全国各卫视频道）第五。

　　其后，《天山脚下》在中央电视台四套重播，数据收视排名上升到全国第二，在豆瓣的评分也从之前的8.7升到9.2。

　　5集，22个普通人的故事，我反复看了几遍，被那看似平淡，却非深情不能讲述的故事深深打动，每一帧画面都那么美，由眼入心，滞留不去。

　　在总导演头衔后看见了祝勇的名字，真是出乎意外，想想，却又在情理之中。毕竟，作为《1405，郑和下西洋》《我爱你，中国》《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优秀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过渡到导演也是顺理成章。

　　在故宫里，我们边走边聊，时坐时行，话题就很难离开故宫，直到说起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聊李白，说到李白的出生地，才引出了新疆。

　　“在拍摄《天山脚下》之前，我除了楼兰古城遗址以外，没去过新疆的其他地方。”

　　那一次去楼兰，他从巴音布鲁克向南，一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自己变得那么微小，在天地间，微不足道。

　　“新疆这个主题实在太难把握。新疆太大，太多元——地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很难一下抓住它的特征，或者说，它的特征，就是多元。你找不出一种具体的形象或者说一个符号来表现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