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站外停满了骑手的电瓶车。袁贻辰/摄

　　外卖站。袁贻辰/摄

　　在面积1.1946万平方公里的天津，这间50平方米的群租房在地图上小到难以辨认。手指摁住电子地图不断拉长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小点。相较于天津市1500万的常住人口，这里的9名租户更是人口统计里易被忽略的个位数。

　　这间藏在天津河西区一个老式小区里的屋子，似乎和当下的时代扯不上半点联系。但只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知道，这间屋子是比任何统计和学术报告更灵敏更细微的探测器，产业的震动、社会的转型、人口的流动都能在这里被感知。

　　这里是一个外卖站，也是一群外卖骑手的“家”。

　　这里住过刚离开农村的少年、住过失业的大学生、住过国企买断工龄的员工，也住过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宏大的政策规划和产业兴衰下，他们不断变化谋生手段，在外卖站走走停停。有人在这里干了3年多、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跟随“天价融资”进入外卖行业、也有人因“烧钱时代”远去而离开。钱，是这里始终人来人往的原因。

　　眼下，屋子里住着来自天南海北的9名男性骑手。他们中最年长的52岁，最小的刚满20岁。老家最近的在天津，最远的在甘肃农村。

　　在均价几乎超过3万元一平方米的河西区，空间寸土寸金。真正属于他们的个人空间很少，被褥和衣服往往就是一个骑手的全部家当。但52岁的骑手黄冰更乐意把它当成一个“家” 。

　　齿轮

　　只有阳台还保留着昔日的痕迹。那些没人领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阳台外沿，黑黢黢的，栏杆上挂着不同尺码的运动鞋。这里是整间屋子阳光最好的地方，年均奔袭3万公里的外卖骑手平均一年要穿坏6到8双鞋。运动鞋是最经济的选择。

　　鞋底开裂、鞋面显出污渍的运动鞋见证了这里最热闹的时刻。一两年前，各大外卖平台的“烧钱战”如火如荼，动辄上亿元的资金投放到了这个新兴产业，只为争夺市场份额和用户。打开各个外卖App，平台大笔补贴配送费，用户享受着商业竞争带来的红利。工地、工厂、社会各个夹缝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骑手平台，换上一双双耐穿的运动鞋，最终让骑手的数字定格在了百万人次。

　　陈奇十几年前从甘肃老家来到天津。老乡要介绍这个身材壮实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到了地儿他才发现，那是一家货运公司，他的工作是搬运上百斤的大箱子，如果不搬，就饿着他。后来天津的楼越来越高，他和无数农民工成为建筑产业工人，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脚手架，缝制着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衣。可最近几年，工地越来越少，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挤进了外卖行业，因为这里“活多钱多”。

　　他说自己是“一步一步被推到这里的”。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渺小的齿轮，国家经济这台机器昼夜不停地运作前进，旧的引擎坏掉了，会有新的补上。作为齿轮一刻也不能停。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换工作”。

　　外卖站站长常山说，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所有商家店铺。当外卖产业蓬勃发展时，他注意到许多大商家反应冷淡，常常让外卖骑手一等就是一小时。反而是许多小商家积极参与，还采用了汤面分离、设计外卖包装盒等手段，最终抢来客户，在激烈动荡的商业社会里存活。

　　尽管抛下了曾经赖以为生的手艺，但陈奇认为，比起在工地干活，外卖骑手能挣得更多。这是他衡量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

　　今年来，外卖平台不断下调配送费，五毛一块地向下降，这个男人意识到，“烧钱时代”已经过去了，外卖行业进入了新的竞争，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被摆上了台面。站里又一次迎来了人来人往的时刻，有人因为申诉无门辞职，有人因为收入降低辞职。一名跑单勤快的外卖骑手，因为过年期间突发急事提前下班了一会儿，被罚没了加班的奖金，一气之下离开了外卖站。他在这里待了3年。

　　呈阶梯式下降的配送费暂时没让陈奇离开。他说自己没有停下来的资本，在几千公里外的甘肃老家，妻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一块钱需要掰成两半儿花。

　　52岁的黄冰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在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之前，他是国企员工。十几年前买断工龄后，他去塘沽拉过石头填海，也加工过一次性打火机，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安稳的营生。后来，给银行做保洁的他在路边偶遇了一群外卖骑手，一打听收入，没几天他就成了外卖站里的“老黄”。

　　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日渐衰弱的身体能负担的工作越来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让他拥有了盼头——干到领养老金的那天就好，多干一天，养老的钱就越多，老母亲的病就多一分保障。

　　这个前后换过五六个工种的东北男人，理解那些来来往往的骑手。在他看来，把送外卖当成长期工作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奔着这个活儿灵活，干几个月拿到钱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