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刘新宇和上学路上团队在甘肃陇南发放故事盒子。受访者供图

　　“2017年，我们的白皮书调查显示,有10%的留守儿童声称自己的父亲、母亲会在一个月内遭受意外死亡，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怨恨程度令人震惊。”谈到这个调查结果，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理事长刘新宇一直心有余悸。

　　今年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第四次对外发布《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刘新宇在分享自己的公益感受时，着重讲到其中一组数字：约40%的留守儿童每年与父亲或母亲见面的次数不超过两次，约20%的留守儿童每年与父亲或母亲联系的次数不超过4次。离父缺母(父亲离家母亲缺少关爱)型留守儿童对母亲有明显的怨恨情绪；离母缺父(母亲离家父亲缺少关爱)型留守儿童对父亲有明显的怨恨情绪。他的结论是：常回家看看，不如多打电话。

　　这个调查报告，与2015年上学路上首次发布的白皮书相比，情况并没有特别大的好转：近1000万名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260万名孩子一年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

　　实际上,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不给孩子打电话，即便打电话，也不知说什么，这是刘新宇的感受，也是在帮扶留守儿童第四年时，上学路上的一个发力点。

　　刘新宇原来是《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辑、新媒体总编辑。媒体人转身做公益，在很多人看来，有时候就是头脑一热的事情，坚持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刘新宇让有这种想法的人失望了。他没有退，也不能退。

　　做公益的初衷，是刘新宇这些年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刘新宇说，在做新闻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留守儿童，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并被深深刺痛。

　　刘新宇经常向别人描述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他在农村调研，跟农村孩子一起去上学，路过水田时，发现有个老奶奶在插秧。老人家插秧的速度很慢，身上还背着小孙子。刘新宇说，每当想起在寒冷的冬夜，偏远山区的小孩子一个人躲在冰冷的被窝里，边想念远方的父母边偷偷地哭，自己的心就揪得生疼。

　　还有一次，刘新宇去西北某地留守儿童的家中探访，发现他家的柜子里放了两个崭新的书包。之前来过两拨人看望他，都送了书包。但实际上，他不缺书包，他现在用的书包是在外打工的妈妈花了上千元给他买的。“很多人一提捐助就想到书包衣服，但首先要问孩子是否需要这些，捐助不能只满足自己的公益心”。

　　刘新宇发现，比起村里因病致贫的家庭，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在外打工挣钱，家中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他们缺乏的不是简单的物质，而是心理上的安全和陪伴。同样身为父亲的刘新宇意识到，“在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上，关爱心灵比送书包更迫切，必须要发挥自己媒体人的资源优势，为这些留守儿童做点什么，给他们‘温暖的陪伴’，让孩子的心里有一种安全感”。

　　据中科院心理所的调查显示，由于童年的爱缺失，34%的孩子有自杀倾向，70%的孩子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还有9%的孩子实施过自杀。刘新宇觉得，这个数字非常可怕，也令人震惊。

　　2013年4月，经过初步准备后，他联合腾讯公益等机构在微博上发出“为留守儿童录故事，陪伴他们上学”的倡议，迅速得到央视主持人康辉、欧阳夏丹等名人的支持。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公益产品“故事盒子”成型了。这个公益项目名为“上学路上”，设有专家委员会，负责精心挑选适合孩子们读的好书和好故事。刘新宇邀请各界名人和志愿者读这些故事，并录制成音频，灌进Mp3等媒介，制作成“上学路上故事盒子”送给留守孩子。

　　有了故事盒子，还要把“故事”送出去。

　　2013年，上学路上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举行了第一次线下大规模活动。活动前，刘新宇打电话给六甲小学的石校长，希望能够帮上学路上团队和志愿者找一条孩子们上学的最远的路。校长客气地说，还是找一个中等的吧，那条中等长的山路，孩子走一趟需要大概1个半小时。刘新宇当时盘算，估计大人走半个小时就够了。

　　那天，天还没亮，上学路上团队就出发了。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陡坡，坡度大概有30多度，费劲爬过去之后，他大汗淋漓，气喘如牛。那天早上，孩子们走1个半小时的路，这些成年人整整走了3个小时，把孩子的早餐都耽误了。

　　在这所学校,他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你们想爸妈吗？”刚才还围在他身边特别闹腾的孩子们，一下子突然安静下来。刘新宇说：“我那时候特别笨，没感觉出异样，我问刚才闹得最欢的一个小姑娘，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有多久没见爸妈了？”小姑娘有两秒钟低着头，最后说“我也记不清了”。

　　后来，刘新宇才明白：“爸妈”这个词，在那6000多万留守儿童心里，成为一个禁忌，不能轻易说它。

　　第一批故事盒子送出去3个月之后，他和团队到几所发放故事盒子的学校进行回访。有一道题是开放式的——听了故事盒子之后有何感受。其中一个孩子写道：谢谢叔叔阿姨送来这个盒子，让我在晚上孤独的时候有一种陪伴。还有一个孩子写道：晚上，我钻到冰冷的被窝里，可以听着温暖的声音入睡。

　　看到孩子们稚嫩的笔迹，刘新宇几次泪目。

　　留守这个词，似乎离城市的孩子很遥远。从事公益活动之后，刘新宇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有了切肤之痛。“我其实也有留守经历”，刘新宇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正好上小学，他的父亲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技术人员去德国（当时称为西德）的大众、奔驰等企业学习汽车技术。前后去了两次，一次两年多，还有一次1年半。那时候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父母与孩子分离3个月以上就算是留守儿童，不过有时候我们不以为然罢了。”他说。

　　“也许正是因为我内心有这么一段所谓留守的经历，我在直觉上对于留守儿童的事情更为关注，也更容易被触碰到，也更感兴趣，因此，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瞄准的就是心理问题。”他说，自己的“固执”也许来源于此。

　　刘新宇也承认，回过头来看，要说当初有多坚定，可能也未必。“做了5年，感觉好多事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刘新宇跟他的小伙伴们说，什么时候上学路上每年的募款量突破1000万元，他才拿工资，“可惜现在还没达标，所以我拿不上。”募款量突破1000万元，不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但对于刘新宇和团队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