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带孩子来玩，会刻意和坤坤保持距离。

坤坤在玩遥控车模。

　　起伏的丘陵将这里的村庄分割成点点块块，西充县疾控中心门口的电子屏上，一遍遍闪现出红色的标语：“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李桥乡书房垭村怎么走？”在这个四川北部县城的汽车站，记者向闲坐在一旁的司机打听。司机木木地摇头。“他们村里有一个得艾滋病的男孩。”司机立即瞪大了眼睛，边点头边答道：“哦，知道知道，上车吧，到了我告诉你。”

　　这是12月19日，坤坤的命运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三天下午。一条“200村民写联名信驱离8岁艾滋男童”的新闻，将坤坤和他的村庄，推向舆论的漩涡。

　　偏僻的乡村公路前面，突然出现了各式的大车小车停在路边。沿着一条窄窄的乡间小道往下走，不远处即是坤坤和爷爷所住的房子。坤坤正站在自家狭小的院子里，玩着一个遥控玩具车模。

　　坤坤只有8岁多，个子要比同龄人矮一些，很瘦，单薄的衣服显得更加宽松。他不时站直身子，斜楞着眼睛，露出一大块眼白，“严肃地”打量他眼前的成人世界。

　　他家门前的院子早已站满了陌生人，里面有西装革履的官员，有拿着摄像机和采访本的记者，还有从附近村子里赶来看热闹的村民。大人们热烈谈论着“艾滋病”、“联名信”、“政府”、“公益机构”、“救助”，也不时扫一眼在一旁玩耍的男孩坤坤。

　　在这个水泥“舞台”上，男孩是人们谈论的中心，但他不和周围的人讲话，这个世界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他面无表情，使劲吸着两条快搭到嘴边的鼻涕，用满是冻疮的小手拨弄着黑色的遥控器。

　　只有爷爷罗文辉知道，“娃喜欢这种热闹，因为以前太孤单了”，而且记者还给孩子带来了好吃的。

　　几天来，越来越多的记者和爱心人士涌向这个“几十年都没有记者来的”村庄。村民们和当地干部愤慨地辩解数天前的“代表会”和“驱离”坤坤的联名信，是由两位“成都来的”记者提议所为。并一再澄清，联名信只是同意坤坤离开，不是“驱离”，只是“希望坤坤有更好的去处”。

　　而在头一天，一家电视台联系当地村干部的新闻节目中，当地村乡干部还在解释联名信的意图，其中一人提到“再大了之后，他晓得了自己的病情，要报复怎么办”。

　　“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村民黄承木告诉记者，“坤坤这个病，万一把小孩抓伤挠伤了，感染了就完了。”他的两个小孙子，平时不再来家里玩，“因为坤坤经常来”。甚至，有些孩子在镇上读书的村民，周末放假都不让孩子回村，以免和坤坤接触染上艾滋病。

　　年近70的罗文辉老人也接受了“定时炸弹”的说法，他不顾及旁边玩耍的坤坤，和领导说话以及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不时引用。因为坤坤的存在，他的二儿子和媳妇离婚了，儿媳妇临走留下一句话：“坤坤不走，我和孩子再也不踏进这个家门。”

　　在那场涉嫌由某“记者”提议、由爷爷罗文辉组织的村民代表会上，村民们面对镜头，控诉着眼前这个小孩的种种不是：他放火、偷盗，缺乏管教，他有艾滋病，他是一个危险的孩子。

　　坤坤在会场来回穿梭，听着大人们的话，他并不是很清楚，眼前的这些人，正在通过讨论的形式来决定他未来的命运。直到他爷爷在联名信上签字、按手印，坤坤才意识到什么，开始有些不高兴。

　　他跟着爷爷回到家，连衣服也没脱就径自爬上了他自己的床铺。这是一间阳光照射不到的屋子，进门左手边的角落里，搭着一个短短的小床。床上的被褥和四围的墙壁一样黑乎乎的，有些阴暗。

　　可仅仅隔了两天，一切便出现了逆转。村民的愤慨从坤坤身上转向了几天前“成都来的”没有记者证的记者。坤坤从一个“野孩子”、“熊孩子”、“危险的孩子”，转而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一个被理解和包容的孩子。

　　他们会谈起坤坤曾经放火烧山，曾经偷家里的钱、邻居的钱，还悄悄解开村民家拴牲口的缰绳，将牛羊赶到市场上去卖。但更多的是告诉记者，他们也会同情坤坤，平时会给他一些零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