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自己真正独立了。”从他的神情里，依稀可以捕捉到10多年前那种如释重负。

　　1991年，刘黎平复读一年后，考上师专，激昂高亢的《亚洲雄风》响彻大江南北，他们和国人一样雄心万丈，校长则在开学时告诉年轻人，“我们是为国家培养农村和小城镇教师”。

　　1994年，也就是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意见出台的前一年，他们搭上毕业分配工作的最后几趟车，被分配到城郊的农村中学教书，“没有选择”。

　　当他们揣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农村，县城的卡带录音机则此起彼伏地播放着李春波幽怨的声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而听了《狼》和《光辉岁月》后，刘黎平觉得，齐秦和Beyond乐队才是有品位和内涵的“技术贴”。齐秦那种开始走向哲学味道的音乐，让“70后们”确立了孤身奋斗的审美取向；而“不可复制的”beyond乐队，更是以一曲《海阔天空》，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羁放纵爱自由”，“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连续三年参加研究生考试后，刘黎平在1998年拿到录取通知书；再次毕业时，国家已在2000年基本完成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自主择业成为关键词，他选择留在广州。

　　一度破灭的理想，在而立之年又峰回路转，感觉离得又近了。

　　“我们这一类人在下面受过一些挫折，考研不是出来求学，而是出来改变命运的。”在广州东站广场的星巴克里，刘黎平喝了口咖啡，瞪大眼睛这样解释。20年前，他夜晚躺在湖南县城城郊的农村中学宿舍里，与猫头鹰和野猪的叫声为伴。

　　“现实告诉我，在那里就甭想谈什么理想，甭想成为徐志摩什么的，因为你成不了。”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对当年下着断语。

　　再加上调回城里工作的同事兼女友，因找了城里的公务员做男友，而跟刘黎平分手，既让年轻人“面子上不可接受”，也促成了他对功名的追求。

　　“七尺男儿，你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功名的话，很难。”事过多年后，他这样分析。

　　矢志成为徐志摩和余光中那种人的湖南青年，从情场和考场败退回学校，被拉他搓麻将的年长同事教训：“后生家，大家都迷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拼命读书去改命，可是，思想家讲这句话有伏笔的，么子伏笔呢？就是没有讲清楚，是把命运改好还是改差。我们看呢，书读得越多越没得用。”

　　后生刘黎平没有随波逐流，只是回到县城的家里，看着电视里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王义夫晕倒赛场痛失冠军，王军霞身披红旗笑傲赛道，看中国代表团“一块一块地拿金牌”，然后自己“一个一个地抠单词”。

　　2004年，刘黎平在广州买房，去单位将自己的集体户口迁移到住房落户。他揣着户口本，走在广州人民中路，看着车水马龙，突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广州人了！”那一刻，他觉得，“读书还是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

　　宿舍另外三位室友，分别来自安徽和江西，考研前都是当地师专毕业的中学老师。他们也是来“改命运”的，宿舍老大入学时已32岁。

　　2008年9月，刘黎平在天涯论坛上发帖，把从教和考研的遭遇，写成自传体小说，点击量过百万。湖北一名仍在乡下教书的88届师专生回复：“深有同感，几欲堕泪——为我、为我同侪。”与刘黎平同龄的一名师专生则感叹，“自己和文中主人公的人生竟如此的相似，原来我们都是一个时代模子刻出来的一批”。

　　刘黎平的妻子毛女士也是从湖南农村考上大学，“读书读出来的”，如今是广州白云区一所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

　　为了让儿子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这位70后母亲除了给儿子报了美术班，还报过游泳、武术、音乐、舞蹈等兴趣班。刘黎平对妻子的观点虽持保留看法，但还是接送孩子，在行动上给予支持。

　　看到儿子下课出来，刘黎平连忙迎上去，揽着肩膀俯身询问，“今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得到答案后，刘黎平牵起儿子的手下楼回家。

　　父子俩抬头望去，百米开外矗立着80层高的中信大厦——刘黎平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座让他开了眼界的建筑。

　　1998年3月，为准备研究生复试，刘黎平第一次到了广州，一眼便看到这座当时中国最高的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满眼的榕树等茂密的绿色植物也令27岁的刘黎平“很兴奋”，他感觉这座城市到处充满生机，“感觉自己的前途就像闪闪发光的中信大厦，一片灿烂”。

　　带着被录取的消息荣归故里后，县里有官员请刘黎平和父亲吃饭。校长则在祝贺之余，表达了一下歉意，“本来你是个求功名的，我们却拿你当个牛马使”。

　　开学离家那天，61岁的老刘突然在家门口伤感地跟老伴叹息：“孩子就这么出去了，以后我们老了怎么办？”

　　这声叹息，彼时并没有被金榜题名的刘黎平放进心里。感情上的失败，让他对故乡“恨之入骨”，只想尽快离开。但16年后的今天，父亲的叹息却在他脑海里回响得格外清晰。

　　2014年11月中旬，他写的“人到中年，才知道独生子女有多苦”的文章，被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和网络论坛里大量转发转载。有人告诉他，“都转到老家的村长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