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2005年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活多久算多久”后，这个在1998年负气离开老家的独生子，就不得不一次次与老家打照面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税后月收入8000多元的刘黎平当时希望老人在广州做手术，并通过报社的关系联系到一家医院。

　　但老人的公费医疗在湖南，考虑到儿子要还房贷，他坚决不同意。刘黎平夫妇只好赶回湖南。

　　此后4年，跟不少从农村或小城市到大城市奋斗的青年一样，为了照护老人，刘黎平不得不在老家县城的医院、长沙的肿瘤医院、湘雅医院和广州之间，不停往返。

　　在肿瘤医院附近又冷又没人情味儿的民居里，妻子因为生煤火，跟住在旁边的其他病人家属争吵，哭泣。

　　独生子的依赖性也在这时凸显出来，刘黎平手足无措，希望妻子不要走。妻子见丈夫连生煤火都不会，便给校领导打电话请假，但“公公不是直系亲属，你必须得回来上班”。

　　刘黎平请的长假也将到期，必须准时回去上班，才不愧对领导的体谅。

　　他第一次意识到，“要是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晚上从医院离开时，34岁的刘黎平一路哭到长沙火车站。

　　“一个是同情我爸，除了我妈，没人照顾他；另一个是觉得人生怎么这么无奈。当初我如果留在湖南，就可以随时照顾父亲，但那样就太窝囊了。我出来后，虽然不是一条龙，但至少有点尊严，不用求人家我能活下去，可又照顾不了爸妈。”近10年后，他哽咽着说。

　　他常常想起母亲给父亲按摩时，两位老人投在老家窗户上的剪影。偶尔也会想，“要是我就在老家工作该多好。”

　　在广州迎接他的，是妻子怀孕的消息。

　　如今，这个小生命已经成长为8岁的男孩，陪爸爸刘黎平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男孩指着人行道旁榕树下的植物，“左边是福建茶，右边是变叶木”，骄傲地向爸爸介绍从书本或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

　　小生命的来临，当时让身心俱疲的刘黎平一阵狂喜。随后，他便陷入深深的忧愁，他知道“上有老、下有小”对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007年，父亲结肠癌复发，刘黎平在长沙照顾，儿子则在广州发烧。他既要找关系让睡在医院走廊的父亲住院做肾切除手术，还得打电话回广州找关系给孩子安排床位。

　　然后，他在长沙与广州之间朝发夕至地来回奔波。像一艘已经驶入宽广水面的航船，他本以为可以乘风破浪前行，却不得不调转航向，一次次驶回那个自己曾经无时无刻不想逃离的小港。

　　人在苦难面前，慢慢慢慢地就麻木到逆来顺受了

　　刘黎平已记不清父亲去世前自己买过多少张回湖南的火车票。

　　他只记得，五六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个搪瓷口杯放到他面前，淡淡地说，“这是你爸爸的肾。”看到父亲身体的一部分就放在眼前，刘黎平心如刀绞。第二天医生告知“病人还能活一两年”时，刘黎平反倒不那么难过了。

　　“人在苦难面前，慢慢慢慢地就麻木到逆来顺受了。”他形容。

　　中学教师刘黎平喜欢小马哥，是觉得小马哥戴着墨镜拿着双枪，可以把看不顺眼的世界打得粉碎，可以随意发泄自己的愤怒，可以让自己不喜欢的人在面前颤抖。看着小马哥双枪齐发的样子，他这种工作中很压抑的中小职员，觉得很解气，自己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没了。

　　但13年后在医院里，已为人父的刘黎平只能忍气吞声。他曾因在走廊里睡觉时打呼噜的声音太大，被护士叫醒后斥责：“你能不能自觉一点！？”他也曾因医生到父亲病房检查时，插了一句话，而被骂得狗血喷头。

　　“我一点都不敢回他。为了父亲治病，我当时很生气，但只好忍着。”刘黎平说。

　　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跟发小学习如何在医院跟人套近乎。兜里揣着红包，他在医生门外转来转去，怎么也不好意思送出手，“因为医生身边总有人”。

　　母亲告诉他，十几年前，父亲为了求人把儿子调进城里，推着自行车在街道上徘徊，不停摇头叹气，不好意思把礼物送进领导的家门，“你们父子都是好面子的人”。

　　但在老伴生病这几年，她也觉察到，当年那个愤世嫉俗动辄金刚怒目的儿子，不知不觉开始学会对眼前的人和事低眉顺目。

　　似乎只有在回忆往事时，才能感受到刘黎平的快意——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农村，23岁的刘黎平曾大闹县教委领导办公室；得知女友“背叛”，他抄起菜刀要去问个究竟，结果被同事死死抱住。

　　20年后，那个热血而愤懑的青年形象，已经很模糊了。年轻人对现实的妥协，其实从1998年已经开始。

　　1998年7月12日，法国世界杯决赛，刘黎平支持的巴西队败给了东道主。他当天在闷闷不乐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欲欣喜若狂，乍然发现里面标着“自筹”两个字。

　　一番颇费周折的询问和斟酌后，原本报考公费研究生的刘黎平，决定接受每年自付学费7500元这一现实。

　　真正到广州上学后，他发现经济压力没那么沉重，除了每月学校发的350元生活补助，他打工、兼职还能挣到两千元左右。1998年长江洪灾后，作为来自灾区的学生，刘黎平还额外获得了几千元补助。

　　随着跟现实的互动和妥协，他最初对大城市的恐惧和失控感，也渐渐消除，并对一些事情不再抵触。

　　10年之后的夏天，当世人都在关注北京奥运会时，刘黎平惦记的则是父亲的病情。本来不信佛的刘黎平，去市场里买了些鱼，在县城的河里放生。

　　“鱼啊，我放你一条命，给父亲换一些健康，你给父亲多一点时间活下去。”他默默念道。

　　然后，他建议父亲抄《金刚经》。“其实我也知道，生死并大，你信什么都没用的，释迦牟尼不也是病死的吗？这样虽然不能延长寿命，但至少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减少一下痛苦。”

　　在广州，一想到父亲的病痛，刘黎平就无法开心。这种苦闷，让刘黎平2008年9月开始在天涯论坛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与网友的互动，成为他跟外面的世界交流和排解焦虑、无助、凄凉情绪的方式。

　　每次打电话回家，一听说父亲又痛了一个晚上，他便“心如刀割”，就默默地为父亲祈祷。

　　“其实这跟我的信仰是相违背的，但亲情让我想到念念佛经会不会有什么用。病是没法好了，只要老人不痛就好。”他无奈地摇着头说。

　　抄了差不多20遍《金刚经》的父亲最终在2009年7月9日撒手而去。而且祸不单行，妻子的母亲也被查出宫颈癌，进入生命晚期。

　　刘黎平始终无法释怀的是，父亲离世时自己不在身边。得知父亲的死讯，这个38岁的男人在办公室嚎啕大哭。

　　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刻。上一次如此绝望，是在他第二次考研失败后。刘黎平原本深信“我这条大鱼不是县城这个池子里的”，当时“极其心灰意冷”，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怀疑师专生考研实在是不可能”。

　　那时，邓小平刚在元宵节去世。父亲看着电视感叹：“人总是要有一股子精神，邓小平就是有了这股子精神，三起三落都没得所谓。”然后，转过头对儿子说：“崽啊，反正要有股子精神。”

　　使命感带来的艰辛和生活并行

　　如今，父亲的遗像被刘黎平摆放在客厅的冰箱上面。

　　刘黎平的一大遗憾是，父亲活着时，自己“没有足以骄傲的成绩给临死的父亲看”。

　　这一遗憾，在刘黎平39岁时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经报社领导同意，他全力策划编辑的“国学”专版，2010年6月见报。刘黎平开始觉得自己得到了“恰当的尊重”。

　　自己的文章每次见报时，刘黎平总遗憾父亲没能看到。20年前，他决定考研时，本想考法律专业，遭到父亲反对。由于当地出了曾国藩、宋希濂等读书人，父亲对读书人有一种顽固的崇拜，认为古典文学专业更“显才学”，更看重清清白白的读书人。

　　“父亲对我有一种期许，儿子不一定发大财，也不一定当大官，如果是个很大的读书人，像钱钟书那样，誉满天下，出去他就很骄傲很开心。”父亲生前还曾主动跟刘黎平探讨，翁帆嫁给杨振宁，“肯定看上的就是杨振宁的才气”。

　　这种期许，也让刘黎平坦承自己“虚荣心比较强，希望能有所建树，要人知道”。

　　怀着一颗求功名的心，刘黎平很恐慌自己在社会上得不到承认。作为“国学”爱好者，他非常羡慕那些有更大平台的“同行”，诸如钱文忠、袁腾飞。

　　由于曾亲眼看到母亲那一代职工下岗，刘黎平始终有一种危机感，相信“人要靠自己”。40岁后，他则越来越紧迫地感受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白白活一辈子是没意思的，总得在某个领域做点成绩，得对得起自己的老乡曾国藩”。这种痛苦目前正煎熬着他。

　　2012年，刘黎平在广州买下了第二套房。但他认为，像自己这批40岁上下的70后，所谓的艰辛，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而且还有使命感带来的艰辛和生活并行，“可能比买两套房、生几个小孩的人生志向，想法要更多那么一点点”。

　　好在他的国学版在广东已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经常会碰到一些粉丝，甚至会与一些粉丝互动，这让他很开心。“我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我自己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他说。

　　出了两本书后，偶尔也有企业和大学请他去讲讲国学。这让他觉得自己确实比40岁以前开阔一些，“可以拿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了。

　　8岁的儿子则很关心中国第一大富豪是谁，刘黎平告诉他是地产商李嘉诚。“爸爸为什么不做地产商？”儿子开口便问。

　　儿子开始意识到爸爸为什么没有大钱，年收入税前不到30万元的刘黎平，也多少有了一点失落感。

　　眼睁睁看着认识的同龄人有公车，有专职司机，在外面吃饭可以签字报销，刘黎平也会自嘲：“年过四十的人了连副科都不是”。

　　“权力对男人或许是一种刚需。”他解释说。

　　最近，他用文言写的《令狐大人传》和此前所写的文言文《郭美美传》，都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阅读量均达数十万。这令他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自媒体终于给了他一个立言的平台；无奈的是这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前程总在不及处，理想无非耗心神。公号虽转万千度，赚钱未见一根针……故人见我惊白发，生命富贵不如人。”刘黎平在43岁生日当天写道。

　　对不平凡的期许，对平凡的默许

　　与故人见到白发不同，口无遮拦的女理发师最近告诉刘黎平，“你脑顶的头发比周围的稀疏。”他马上忧心忡忡地问，“是不是中间已经凸显出来了？”

　　2011年，老家的亲人专程赶到广州，给刘黎平过了40岁生日。这一天之后，他更加意识到：“我们这个家里绝对不能出事了。我输不起了。”

　　身体一旦有症状，他会马上去检查。他做过两次肠镜、两次胃镜，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对疾病的担心，总是会时不时涌上他心头。

　　走在雨中的街道上，刘黎平尽可能地把伞倾向儿子那边。

　　在妻子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在2009年以前很少有。公公的去世促使丈夫完成了从“儿子”向“父亲”的角色转变。

　　儿子正准备过林和中路的斑马线时，红灯亮起，刘黎平一把将儿子拉回到自己身后的位置。

　　这几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等绿灯时要和机动车道隔一米以上，过斑马线时从来不敢接手机，不管铃声怎么响。

　　“万一车把你撞飞了怎么办？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损失得起了。”当年那个崇拜小马哥的年轻人，在40岁前后，忽然变得“胆子特别小”，只要觉得危险的场合，从来不敢去；也不敢跟外面的保安吵架，很怕他们一刀把自己捅了。

　　2014年5月，单位领导的猝死，更是让他意识到，“生命比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40岁前后，他先后经历了外婆、父亲、岳母、姨妈、姑父和同学、同事的离世。一次次看到别人的死亡，他也会想到自己的生命，“未来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要少了”，对一些谈论生死的文章开始有感触了。

　　今年，刘黎平参加了大学毕业20年聚会。班里最大的同学已44岁，最小的同学刚好年满40岁。“大家就像大致重合的两个圆圈，后来慢慢错开，交集越来越少。”坐在一起，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回忆当年。

　　在KTV里，这茬70后偶尔也会唱一曲《海阔天空》，在“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的歌词中，追寻当年的悲凉与倔强。走到大街上，他们满耳朵听到的是《小苹果》的欢快与王菲的《匆匆那年》。这个在他们的青春里还叫王靖雯、唱着《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女神”，眼下已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