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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抗战老兵的故事
//www.workercn.cn2015-08-31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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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里面包含了太多沧海桑田的秘密。

  我的家乡平顶山,位于河南中部。据今年三月平顶山档案局网上发布的一则消息,家乡已发现抗战老兵202位,还健在的有148位,居河南省18个省辖市之首,他们中最小的86岁,最大的已105岁,不过,这个数字会因为新找到的和去世的老兵而发生变化。

  也许,这是最后一批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人。他们的故事,在讲述中鲜活。

  通讯兵刘总生

  7月13日,在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我见到了抗战老兵刘总生。

  病房里,正在照顾老人的是他的大儿子刘国献。据刘国献介绍,这是老人第二次因脑梗偏瘫住院了,目前情况正在好转。老人答应了我的请求,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他参与抗战的经历。我想,这种情形下还留在老人脑海里的,应该是他此生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了吧?

  刘总生出生于1928年,在第八战区的35军101师303团任通讯兵,原属傅作义部队,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参的军。之后他被分到了团部通讯排,成为一名通讯兵,主要负责铺设电话线和看守电话。

  刘总生他们当时的战斗范围主要在内蒙一带,老人至今仍然记得五原县、临河县这些地名。因为还在康复中,有些印象深刻的事,他重复了好几遍:“苇滩里水很深啊,我们藏在里面都不敢出来,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上饭。有时候就吃点山药蛋(土豆),还有就是小米、麦子、油麦等,有时候掺点胡麻油,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吃两顿干饭。但是躲避敌人时,粮食供给还是常常短缺。”

  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与日军隔河相峙,后来日军就放毒气、催泪弹,他们普通士兵都没有防护装备,就想办法,用尿把毛巾弄湿后,捂住面部,以防中毒。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回到了家乡务农。

  采访中,老人的精神一直不算很好,但我提出要为他照张相时,他的儿子提醒他:“把您打仗时候的精神头拿出来!”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立刻打起了精神,带着困意的眼睛睁得大了一些,露出炯炯的目光,我仿佛能想象,曾经在烽火连天中守护部队通讯的,该是一个怎样的青年。

  运输兵马作人

  7月23日,我在卫东区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马作人老人。他出生于1926年,不到一岁时父亲就因吸食鸦片撒手人寰。

  “那时候河南有四大灾害:水、旱、蝗、汤”,他谈起了河南当时民生疾苦、饿殍遍野的惨状,“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就是蝗虫,当时铺天盖地都是,走到地里一踩都是。汤就是汤恩伯,他的队伍在河南驻扎,没有吃的,就拿老百姓的东西吃。”

  马作人在上学的时候,从东北逃过来的爱国学生,给孩子们作报告,告诉大家日军是如何侵犯东北、如何杀害老百姓的。受此感染,马作人和同学们编了街头剧在人多的大街上演出。他的班主任也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后来他才知道班主任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暴露身份后失去了音讯。

  1941年,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交通警备第三支队的一个训练班招人,马作人为了寻找一条生路,报名参了军。因为个子大,他被分到了警卫班保卫营部,主要负责交通运输工作,保护战备物资、铁路、桥梁和涵洞等的安全。老人回忆:“那时候搞运输很困难,白天要开车,日本的飞机会跟着过来轰炸;晚上走,则会遇到日军小股部队偷袭。”

  马作人至今还记得函谷关大战。函谷关是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关卡,位于秦岭和伏牛山的交界处,北靠黄河,南有大山,日本要打通潼关,只有这一条路。日本人攻了几个月也没攻上去。马作人说:“我们的战士都是把衣服脱了拿着大刀上的,真是血流成河。”这场战斗大概从1942年底开始,一直坚持到了日本投降。马作人和其他三人与日军的一个小分队展开战斗,虽然稍后得到了友军援助,打跑了日军,但就在那次战斗里,马作人的左脚被炮弹炸坏了,19岁就落下了残疾。

  马作人受伤后到了后方,伤好后也不能当兵了,此后他自学绘画,一直从事舞美工作。近年来,他不顾年迈体弱,四处奔波,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等重大事件发起书画展览征集。马老的一颗爱国心,虽历经坎坷,却始终不变,从前是在战场上,如今是在书桌上、在水墨丹青里。

  外曾祖父赵国进

  在得知我探访抗战老兵时,我的姥爷第一次向我讲起了他父亲曾参加过三四年抗战的事情。

  外曾祖父叫赵国进,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已经98岁了。原来是叶县的农民,没事时会用土装枪打兔子,练得一手好枪法。一年冬天农闲,外曾祖父挑着担子去湖北老河口贩卖纸烟,走到河南与湖北交界一个叫孟家楼的地方,被抓去参了军,入了国民党92军21师61团1营1连,师长叫李仙洲。由于枪法好,他还当过班长,被挑出来参加过“尖兵队”,后来在安徽省蒙城县的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到66兵站医院住了一年院,腿落了残疾,返家务农。

  “还有呢?”我问道,姥爷拿着一张记录了军队编号、地点等信息的纸笑着说:“没有了。”这张看起来已经放了很久的、折痕很深的纸,还是姥爷在他父亲去世前意识尚清醒时做的记录,时间基本上都模糊了。老人唯一获得过的荣誉是一本“抗日负伤荣誉证”,但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害怕,他把这个证弄丢了。

  是啊,姥爷能够说出来的,只占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里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还有那么多说不出来的呢?最后一些经历过抗战的人,他们说的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事件都包含了太多的信息量——抗战时代剧烈搏动的心跳,混乱而苦难的时代背景,民众的痛苦挣扎,爱国精神的传承,军人的职责与坚守,战争的残酷艰辛,还有那些触动人心的细节……

  ■采写: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4级 毋晓燕  指导:本报记者 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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