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赢的”

　　在打水漂之前，杨先平尽力了。

　　冬天筑坝，夏天防汛，每年7月到9月，水位是最重要的度量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熟记着自家的海拔，对照着大坝上的刻度，计算着自己的生活。

　　可是，今年的雨太急了。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从7月5日早上8时至7月6日凌晨6时，消泗乡降雨量达200毫米，“24个小时，下了全年三分之一的雨”。

　　“水来得太快了，搞不赢的”。7月5日，下午6点过后，有人来敲门：政府要组织大家转移，公交巴士就停在鱼樵村村委会附近。和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渔民杨先平知道，大水又要来了。作为杜家台分蓄洪区的组成部分，消泗历来要承担洪水汹涌时的调蓄与分洪重任。杜家台分蓄洪区位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地带，历史上曾经是长江的天然洪泛区。像这样的分洪区，全国共有97处，共3.06万平方公里，蓄洪面积约等于7166个西湖。

　　自1956设立后的60年内，杜家台蓄洪区已启用分洪21次。消泗也曾在1983年和2010年，因为分洪而两次实施大转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间，内涝、长江倒灌、汉江分洪……消泗遭遇大大小小的水灾多达数十次，有时候甚至一年两次。

　　杨先平记忆比较深的，就有8次，包括1964年、1983年、1984年、1991年、1996年、1998年以及2016年。这几次，他的房屋都被淹了。

　　但杨先平还是舍不得走。他穿上下水衣，在瓢泼大雨中赶往鱼塘，把柴油机、抽水泵、船只和电线等运到了高台上。还有用来喂鱼的小麦，13500公斤，用麻袋码着还放在一楼的客厅里。这也得搬到高台去，“否则大水一来，全部泡汤”。

　　必须争分夺秒，他一直忙到了夜里很晚，临睡前，还把家里一楼的家具搬到了二楼。鱼塘的网，只能第二天去扎了。尽管扎了，鱼也不一定留得住，但不扎肯定会被全部卷走。

　　希望明天的雨能小点，溃口处的水来得慢些，杨先平还想着，“1998年那么大的洪水都没转移。万一第二天雨就停了，水下去了呢？”

　　其实，杨先平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鱼樵村村支书陈为炳说，村里3640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打工，今年实际转移的人数只有2400人，“最不愿意走的，绝大多数是住在高台的老人。他们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也觉得住得高，水淹不了，抱有侥幸心理。”

　　“这期间村子可是停水停电的，天气热怎么办？没有水怎么办？”陈为炳总会劝说这些老人，现在安置点有吃有喝的，还发放生活用品，条件挺好的。

　　后半夜，雨势不停。大水就要漫过来，不走不行了。早晨，带着遗憾和不舍，杨先平不得不坐上公交，离开村庄，去往灾民安置点。

　　闫斗菊是5日晚上走的。被如豆的大雨打湿了全身，她上车后发现，整个公交车上的气氛异常凝重。虽然旁边坐着的都是相识的邻居，但没有人聊天。

　　刘焕明收到转移的消息时，正抱着被电闪雷鸣吓哭的孙子。儿子和儿媳都出去打工了，把1岁的孩子留给了他照看。

　　当晚10点，匆匆忙忙中，还没把一楼剩下的家具搬完，刘家两老一小匆忙上了公交车，洪水就要来了。

　　刘焕明还真见过洪水来临时的样子。1983年，杜家台炸堤分洪，鱼樵村全村的房子都被淹了。

　　那会儿，政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门派人派车来转移群众。他们全家11口人就带着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在村子的高台上搭起帐篷住。由于是炸堤分洪，溃口几百米、几百米地裂，水流来得特别快、特别急。刘焕明在高台上，看着自家那片土砌的瓦房“一下就被大水捂住了，只露出了一个个屋顶”。

　　瓦房在水里一泡，基本上都倒塌在了洪水中。后来，高台也被水捂了，刘焕明一家只好坐着船，到临近的仙桃市西流河镇去避洪。

　　等大水退去，他们从仙桃市回来，用政府发放的油毡瓦，花了7天时间，在原来的地方又重建了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