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堤建垸

　　当刘焕明、闫斗菊和杨先平先后从鱼樵村撤离时，消泗乡派出所的副所长姚卫群却留了下来。

　　村民们离开时，害怕洪水将房子的大门冲毁，都将家门敞开着。这是长期生活在分洪区和洪涝频发地域的人们的生活经验。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姚卫群和他5名民警同事全天候驻守在这片面积超过140平方公里，相当于1960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以确保村民们的财产安全。

　　1993年参警，姚卫群一直在消泗乡内工作，参与了1996年、1998年、2010年和2016年洪灾的抗洪抢险工作。从1996年到2016年，20年间，姚卫群和消泗乡村民对抗洪水的手段和能力也在悄然进步。

　　1996年，为了阻挡洪浪，姚卫群和同事不得不把割下的芦苇，扔到堤坝旁的水里，再用木桩固定住；现在，他们只需要把用高分子防水透气材料加上布料复合面料制成的防水布，往水里一铺，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20年前，为了加固堤坝，从各村前来支援的村民扛着沙袋、背着土方、推着翻斗车，那时候的口号是“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今年，偌大的堤坝上，在汛情不紧张的时候，只是几辆货车装着石料、木桩和编织袋在来来回回地穿梭。

　　装备升级了，机械发达了，气象预报也越来越准了。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减缓洪水肆虐的步伐。

　　在62岁的老村支部书记龚建波眼里，鱼樵村早已不是他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湖上。往远处一望，不是芦苇荡，就是白茫茫的天际一线。“出门就是水，出行都离不开船。”

　　由于地处分洪区，人烟稀少，即使到1957年，全村也就600多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临近的沔阳迁来许多移民，沔阳是过去的叫法，现在已经改名为仙桃。

　　当时，沔阳地少人多，一个青壮年做一天工，只能赚到三四角钱的工分，每天都是半饱的状态。而在鱼樵村乃至消泗乡，做一天的工，可以赚一元钱的工分，不但可以填饱肚子，有时候队里还会分余粮，“生活水平比沔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随着移民增多，村民们开始在分洪道一侧筑起圩堤，依洪堤建起圩垸。原来的湖泊变成了村民的农田，种上了玉米、黄豆和芝麻；原先的水域也被切割出一口一口鱼塘，养上了鱼苗、龙虾和螃蟹。

　　分洪区虽然有危险，但是越来越多人来此定居，零星的房屋形成密集的村落，连成了一片。为了保住农田，村民们必须努力修筑大坝，因为在夏天，民垸内的水位，低于河道里的水位，不修堤坝，这里就是一片湿地。

　　龚建波记得，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鱼樵村就已聚居了3600多人，“超过80%都是从外面迁移过来的”。

　　总面积达614平方公里的杜家台分蓄洪区，正是由鱼樵村这样21处大大小小的民垸，以及自然洼地和分洪道组成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武汉湖泊总面积急剧减少，仅1973年~1979年间，湖泊面积就减少超过300平方公里，萎缩近30%。湖泊面积的减少，再加上城市快速扩张造成的地面硬化，使得土地的纳水能力大为降低。

　　不过，湖泊数量的减少并不是今年武汉市内涝的主因。武汉市水务局7月6日表示，武汉遭遇内涝主要有地势低、暴雨频发、外江水位不断上涨、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等原因。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家不仅对蓄滞洪区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限制区外人口迁入，鼓励人口外迁，还不断加强长江干流的堤坝建设，并于2006年建成了三峡大坝。

　　在闫斗菊的记忆里，上一次房屋被淹已是1998年的事情，“十几年了，还挺平安的，哪想到今年又发水呢？”

　　水利部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长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中，存在不少重要支流和湖泊堤防还没有加固，一些连江支堤与长江干堤没有形成封闭保护圈，大多数中小河流防洪能力偏低等问题。

　　老支书龚建波见识多，他分析，今年长江干流保住了，说明长江堤防建设得不错。“今后，能不能把建设长江干流堤防的经验，运用到内湖内河的堤坝建设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