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规避责任

　　塔吊司机“被派遣”

　　11位农民工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不久得到消息，建筑设备公司称与其没有劳动关系，他们是河北省一家劳务服务中心的员工，是被该中心派到建筑设备公司的劳动者。

　　“我们谁都不知道的外地劳务服务中心成了用人单位，工作七八年的公司却只是用工单位，而我们都变身为劳务派遣工，这变得比魔术都快。”赵辉揶揄地说道。

　　证明他们是劳务派遣工身份的，是建筑设备公司提供的11位农民工分别与劳务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上面有每个人的签字。对此，他们向记者解释：“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公司说要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给每人发了一张空白纸，让我们在纸的最下方签上名字，谁不签就不让上班了，没办法，我们只好都签了字。”刘玉勇介绍，他们签的都是空白劳动合同，对于里面有什么内容、合同上的用人单位是谁他们都不清楚。

　　这时建筑设备公司更加理直气壮，对农民工的要求一概拒绝：“有问题你们到河北找劳务服务中心去解决，跟我们没关系。”

　　仲裁裁决支持15万元

　　一审法院判赔53万元

　　“他们拖欠两个月工资不发，现在倒好像是我们没理了。”老何叹了口气说道。

　　无奈，11位农民工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两家单位支付加班费、被拖欠工资、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共计200万元。

　　不久，仲裁委经过审理，裁决两家单位向11位农民工支付15万元赔偿金。劳动争议双方均不服，同时起诉到法院。其后，法院判决两家单位向农民工们赔偿各种费用53万元。

　　虽然法院判赔数额增加了几十万元，但诉求并未完全得到支持，所以11位农民工又提起上诉。而建筑设备公司与劳务服务中心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同意支付赔偿，也提出了上诉。

　　二中院法官开庭审理此案时，发现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一审判决都不满意，而且矛盾很深，如果单纯进行判决，虽然此案有了结果，但双方之间的疙瘩没有解开，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引发同案其他诉讼，进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法官开庭时为双方进行调解，最后农民工们表示最少得给77万元，少一分不成；而两家单位称底限是60万元，多一分不给。相差17万元，事情就僵到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