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成为哲学家

　　融合，是谭盾创作中的重要命题或方式：融合不同的文化；融合被固有文化隔成不同类别的音乐。

　　比如，在歌剧《马可·波罗》中，他让西方歌剧与中国京剧唱腔联袂亮相；在弦乐四重奏《鬼戏》中，他糅合了皮影戏、民谣《小白菜》、琵琶演奏，连纸和水也粉墨登场了……

　　在最初的瞠目结舌之后，媒体涌现出纷杂的评说。《纽约时报》愤愤不平：“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把啤酒和葡萄酒混到一块喝呢？为什么这个人一定要把小提琴写成像京胡的样子呢？”多年后，也是这张报纸把谭盾评为“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家之一”。

　　在争议中，谭盾坚持着，勇敢；成功了，巨大。

　　解放周末：当您把目光投到女书、敦煌这些古老的文化存在时，内心会不会油然而生一种传承的责任感？

　　谭盾：是。我认为我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的人，它使得我在创作音乐或艺术作品时动力无限。说实话，我一直想成为哲学家，但我没有做成。

　　解放周末：做音乐是殊途同归。有人说，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

　　谭盾：说得太对了！记得《有机音乐三部曲》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首演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过：在城市里“听”到大自然的眼泪、动物的绝唱、人类的幻想，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善良。这或许就代表了我当下的一种音乐思考。

　　解放周末：音乐是心灵的游戏，如您所言。

　　谭盾：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游戏。举个简单的例子，哆来咪三个音，第一，你要把它们做到无限；第二，你要把它们做得非常美好。123，321，132……组合无限，但哪种组合可以走向心灵？

　　解放周末：不仅音乐要走向心灵，您还想乘着音乐的翅膀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就是您的使命感所在？

　　谭盾：我的执着和我的使命感有关。我从不求变，也从不为了新而新。但我会用我自己感悟的深度和独立的角度，诚实地唱出我们民族的当代之声。

　　我跟我儿子说，你喜欢艺术，什么艺术门类都可以去做，但有一样你不要去做，就是作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作曲要超过我太难了。（笑）35年来，我从来没有放过一天假，天天都在工作。做不到这一点，你不可能超过我。我为什么这么用功？我读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班级里个个都是天才，而我是从湖南小地方出来的。

　　解放周末：听说是挑着扁担去的。

　　谭盾：对。当时我非常自卑，觉得自己土，觉得自己少根弦——不只是我的琴少根弦，而是整个人都少根弦。（笑）但你知道湖南人很“霸蛮”，我把我所有的星期天都用来追赶我的同学们。大一升大二的那个假期，我决定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那个时候假期里学生不准留校。我就躲在教学楼的角落，用八张桌子拼一张床，住在里面，就像钟楼怪人。

　　做了一个假期的“怪人”后，我出了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离骚》。写《离骚》的时候，基础的音乐理论我都还没有学完，完全是凭感觉，我觉得自己的思维走在了技巧前面。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音乐是先有的，技巧是后来总结的。写《离骚》给了我一个最重要的自信就是，把音乐和艺术本身的表现力当成你的全部，而不是技术。

　　解放周末：最初《离骚》被质疑和批评时，这种自信动摇了吗？

　　谭盾：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人在批评我、关注我。我有一本很有趣的书，书里收藏了200条对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们第一次演出的评论，无一例外都是批评。我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特别希望它在增订的时候，能把我也写进去。（笑）

　　知道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全额奖学金是怎么来的吗？那时，哥伦比亚大学有位院长来中央音乐学院，正好听到北京一家电台在批评我的《离骚》。

　　解放周末：因为被批评，所以被关注了。

　　谭盾：是的。后来那位院长和我见面了，他对我说，请给我一份《离骚》的总谱。他就带着《离骚》总谱回美国去了。一个月之后，他来了一封信，说你获得了哥大的全额奖学金。

　　哥大毕业的时候，我正在创作为香港回归献礼的交响乐作品《天·地·人》。一天早上,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祝贺你获得博士学位。我一听，赶紧往学校奔，我奔到学校的时候，校长正在给大家授学位。毕业生们都穿着学位服，只有我一个人穿着T恤衫，因为埋头创作，全忘了。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就像看一个怪物。校长完全不知道我的任何信息，他对我说：“我主持了26年的毕业典礼，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没有穿学位服的学生。”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拥抱，说：“你一定很特别。”

　　解放周末：您认为自己特别吗？

　　谭盾：我从来不觉得我特别。说老实话，我很自由。正是因为我不觉得自己特别，我才感觉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