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生于天津，少年展露哲学天赋

　　汤一介祖籍湖北，1927年生于天津。

　　汤氏一族是湖北黄梅的诗书之家，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为家训。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后就读于清华学堂、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大学和哈佛研究院。1922年，他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延揽人才，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汤用彤亲自担任。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这一年，汤用彤的夫人张敬平身怀六甲。此前，汤夫人已育有一子汤一雄和一女汤一梅。1927年2月16日，春节过后，汤一介出生。父亲为他取名“一介”，除了按汤氏家族这一代子孙的名字全部为“一”字排序外，更希望儿子一生读书做学问，传承汤氏家族“视读书为本分”的家风。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他的家人也随之前往。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他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终结，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汤先生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父亲汤用彤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但对子女的教育却是身教多过言传，且没有过多地逼迫孩子们去读书。汤一介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另外他是一个平和的人，很少与人发生矛盾，受他影响，我也很少与人发生矛盾。比如对曾批判过我的人，我并没有认为他是不好的人。”

　　天资聪颖的汤一介受父亲影响，早在读高中时便思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撰写了《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哲学家天赋的文章。“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光的人。

　　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最终还是选了哲学系。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

　　把枯燥的哲学课讲得有声有色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个人学术生涯的春天。“从事哲学工作首先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否则，哲学就变成了死哲学。”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决心要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多年后，汤一介回忆当时如饥似渴的研究情形，禁不住感叹：“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再把脚放大一样。”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首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佛教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难度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做功课”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以前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却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他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采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他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汤一介分析这门课受欢迎的原因，“我努力把教学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打破了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考察哲学历史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汤一介提出，唯心的并不都是错误和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此书虽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算是破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