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而不同”批判“文明冲突论”

　　汤一介曾于1983年赴美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海外学者。“我看了他们的科研材料，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从那时开始，我就思索着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就在那一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讲演。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论据清晰、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高潮。

　　商业浪潮滚滚袭来，世界开始变成“扁平”。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立即对此予以批评和回应。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中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那么，不同观念、背景下的文化共处如何实现？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汤一介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曾广泛参加众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在纽约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汉堡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美国圣迭戈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等众多哲学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并受邀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香港新亚书院、德国、荷兰等地交流讲学。

　　1984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意识。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他不写那些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取而代之的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研究成果。

　　不承认自己是“大师”

　　2010年，北大儒学研究院揭牌成立，汤一介又挑起重担，出任首任院长。他认为哲学家要关注到现实社会有哪些重要问题要解决，“我们现在对各种学科的解释用的是西方的解释学，能不能作出一个中国解释学的框架，这是迫切需要的。根据中国现实的情况，我们既然有儒家传统，又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整合起来解决中国自己存在的问题。”

　　在汤一介家中，四壁皆为书架。他说自己另外还有四个地方存放书籍，两个是办公室，一个是租的房子，此外还买了一个房子专门用来装书。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5万册藏书，包括父亲汤用彤先生留下的全部书刊、手稿和照片一并捐赠给了北大。

　　“哲学是干什么的？我想哲学就是要能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样才可以有新思想。当然，我不敢自称是哲学家，但我很关注哲学问题。”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他始终记得父亲汤用彤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他的一生也都在以此为准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晚年的汤一介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