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为长赢

　　在聚光灯照耀之前，童道明已然受到过眷顾。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当时，在大学礼堂里“既不靠前也不靠后”的座位上，坐着一位20岁的青年，聆听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一独特的青春祝福。他就是童道明。

　　时光流逝，当日的青年垂垂老矣，不过很多人都说他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个“苍老的年轻人”。如果检索童道明的作品，有一点大概会令人惊讶，他20世纪80年代做研究、写评论，90年代开始写散文，2005年起全力投入戏剧创作，2012年又开始尝试写诗……人的原创能力通常在青年、中年时最为蓬勃，而他是“衰年变法”，近乎逆生长。

　　与童道明合作的一位年轻导演说:“童老师的语言干净到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尴尬，这正是其珍贵之处。”是的，如果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真挚而柔软的调子，那种“透着亮光”的忧伤，心中就会泛起悠长的涟漪。

　　2014年，童道明出版了《一双眼睛两条河》《契诃夫与米齐诺娃》《论契诃夫》等9本书。2015年的第一本书《契诃夫书信选》的书稿也已出版，“笔记本上有记录。我从2013年8月2日开始翻译、注释和解读，11月2日完成，每天做这件事，入迷了。”童道明说，“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需要契诃夫，契诃夫也需要我——因为他已经不在了，而不断有人来找我谈契诃夫……”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童道明不止一次提起留学时的一个故事。那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消息传到大学校园，已是黄昏时分，年轻的学生手挽着手，齐声高喊：“给我月亮！给我月亮！”

　　这么多年过去了，童道明的笑声，不由得让人想起那轮年轻的、醉人的、浪漫的月亮。

　　2013年8月8日，红丹丹文化中心出品的盲人朗读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在北京先锋剧场演出，童道明去看了，演完之后还上了台，合了影。他站在中央，旁边是一位盲人演员和两位志愿者。于是他突然想到1953年8月的一天，复南姨妈给他和母亲在北海公园拍过一张照。他把这两张相隔整整60年的照片并排放到一起，嘴里喃喃说出了5个字：道明一甲子。

　　1953年，童道明16岁，翩翩少年；2013年，他76岁，垂垂老矣。

　　1953年，童道明上高二。那时的高中还没有实行文理分班，他最爱听的课，是特级语文教师李慕白教的作文课。2013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五中做讲座，说感谢母校教会了他怎样写作文，这让他终身受益，因为此后他一辈子都在写。

　　留苏时，童道明年纪小，常想家。2001年，童道明出了本随笔集《俄罗斯回声》，开头的一篇文章《静夜思》里写了这样的回忆：

　　“年轻的时候，住在莫斯科大学的高楼里，也常因为见到月光而思念故乡。特别是在他人都已跳舞去，此地空余宿舍楼的节日之夜，在华尔兹舞的撩人的乐曲声中，对着月亮想家，能想得落泪。”

　　在北京的母亲也常想他，有一年中秋时节，她给童道明和在安徽工作的哥哥分别写了封信，信里附有一首她写的诗，其中“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这句，让童道明感动与感伤了好一阵。

　　1960年冬，童道明因病辍学归国。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每月给他25元生活费，嘱咐他自己寻找工作单位。1962年，中国剧坛出现布莱希特热，经过留苏老同学郭家申的推荐，他为《文汇报》写了篇《关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这篇文章成为一块帮他打开工作之门的敲门砖。那年童道明25岁。

　　十年“文革”，不堪回首。童道明痛苦地回忆：在河南干校时，曾利用去信阳看病的机会，翻译了一个俄罗斯剧本《工厂姑娘》。后来，他写了篇散文《一份译稿的诞生》，描述了那时的情境与心境：

　　“我一边翻译着，一边陶醉着。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6年中，我第一次动笔翻译，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劳动的欢愉……躺在床上一时难以入眠。我很兴奋，也很痛苦，我想到了一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里当知识分子是很难的，但让一个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不再当知识分子，那可能是更难的。”

　　“文革”结束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童道明征稿，他把这份特殊环境下完成的译稿交给了他们，中译本《工厂姑娘》在1981年出版。这是童道明出版的第一本书。

　　为了说明在河南干校时的心境，有一个情景也值得一提：童道明常常独自一人在田野上痴痴地吟诵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句诗：“时光在流逝，那是最好的时光。”

　　1972年从干校回京，为了追回白白流逝的最好时光，童道明一头扎进北京图书馆。他用了整整5年时间到那里看书，每日去半天，读的全是与戏剧或契诃夫相关的书。“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那5年的苦读，就不会有5年之后井喷式的写作。”

　　童道明认为自己的人生转折点是1972年。

　　他珍藏着两样1972年留下的纪念物。一件是《工厂姑娘》最后一幕的译稿。上边注明，他是1972年5月16日下午3时坐在河南信阳一家冷饮店里开始翻译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72年5月17日下午3点44分于信阳第三招待所第67号房间译完。”另一件是他1972年10月19日领到的北京图书馆阅览证。

　　1977年，童道明的生命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他得了一个来势汹汹的怪病，协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都匆匆地赶来医院探望，但童道明那时脑子非常清醒，他在病床上暗下决心，如果闯过鬼门关，将一门心思写文章，把脑子里的全部积累统统形诸文字发表出去。

　　1978年养病一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童道明人生的一个新节点——1979年，那年他42岁。

　　从1979年在《外国戏剧》上发表2万余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起，童道明的一篇又一篇文章鱼贯般地出笼，到1983年出版了30余万字的论文集《他山集》，童道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一位相当活跃的戏剧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