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破！忘掉！”在略显逼仄的书店里，叶舒宪一边说，一边配合着简洁有力的手势，显得很有气魄。那是黄悦跟叶老师上的第一堂研究生课。面对老师抛过来的《开放社会科学》（华勒斯坦等著），《金枝》（弗雷泽著）等社会学、人类学专著，刚从中文系本科毕业的黄悦有点懵。

　　叶舒宪告诫她，不要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现有的学科框架，不要让已有的知识成为思考的障碍。

　　打通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叶舒宪一以贯之的追求。“文学本来就是属于人类的，把它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又分成古典、现代、近代的，越分越窄，就变成铁路警察，只管这一段。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根本不管。”

　　“文学人类学”给了叶舒宪打通学科界限的利器。他的兴趣不是做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他要走得更远，他要知道“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叶舒宪是国内“文学人类学”的开创者之一。谈到“文学人类学”与我们一般所谓的文学的区别，他举了“治水”这个世界文学流行的母题。

　　“大禹治水的故事，传统的文学会把它放在历史中，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叶舒宪说，“文学人类学”则把它放到世界故事谱系中来比照。人类学鼻祖弗雷泽在名著《〈旧约〉中的民间传说》里，把诺亚方舟的洪水神话和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北欧、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和美洲印第安神话放在一块看，一口气举了四十多个例子。从而得出，世界各地洪水传说的母题和细节都很像的结论，这就是“文学人类学”。

　　“只有把对象放在人类的背景之中，才能够看得分明，然后其特点也容易把握了。”叶舒宪说，“一方面需要透过本土话语去获得人类学家所说的‘地方特有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此种‘地方特有的知识’放置到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定位和评价。”

　　近年来，国内“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从注重梳理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大传统文化脉络，逐渐走向比较神话学与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的结合。

　　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概念就是叶舒宪首倡的。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中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这对概念。前者指代表国家与权力的，由城镇知识阶级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后者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这一区分又被称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

　　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性具体情况”，叶舒宪把雷德菲尔德的概念做了符号学的改造。他把由文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作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简言之，从甲骨文开始的3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是小传统，而此前的“无字句”时代，就是大传统。

　　叶舒宪提出大传统，就是为了对抗小传统书本主义知识观的限制。他认为，后起的小传统倚重文字符号，必然对无文字的大传统进行遮蔽，但是这种遮蔽并非密不透风，大传统的消息也会逗露在小传统中，有些观念就像集体无意识一样在小传统中时隐时现。如果对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茫然无知，对于小传统中的很多东西就会一知半解。

　　“以女娲补天为例，这是小传统讲述的神话故事。”叶舒宪说。从西汉官修子书《淮南子》到清代小说《红楼梦》的开篇，女娲补天一事屡见不鲜。这段故事背后，原来潜藏着古老的信仰：史前先民认为苍天是玉石打造而成。玉不仅代表神明，也代表一切美好价值和生命的永恒。道教所言“玉天”，天帝所居“玉宇”，都表明天与玉的密切关系，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见，以玉比天的观念，延续了两千多年。

　　考古发现表明，华夏先民正是凭借雕琢玉器、玉礼器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玉的宗教和玉的礼仪传统。华夏先民对玉石的崇拜，叶舒宪用“玉教”二字以蔽之。从出土玉器的取材、造型和传播线索来考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史信息，他把这种实物和图像信息称为“第四重证据”，用叙事学的术语，又称为“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用来补充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之不足。玉器制作这种“物的叙事”在华夏文明的最早开端，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器距今大约8000年），与最早的实用汉字体系——甲骨文所承载的3000多年历史相比，大传统的年代之长在小传统的一倍以上。

　　通过对大传统的开掘，叶舒宪刷新了人们对延续一百多年的“丝绸之路”的认识。一百年前，德国人李希霍芬通过《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让“丝绸之路”的名字不胫而走。叶舒宪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远在丝绸贸易之前，玉石就作为一种对华夏文明更加重要的货物，通过这条动脉源源不断输送至中原。他认为，丝绸之路更本土化的名字应该叫“玉石之路”或“玉帛之路”。

　　“叶舒宪教授对文化‘大传统’的建构是学术界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上海交通大学讲师胡建升认为，“‘大传统’的学术创新，不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提倡了一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编码和文化价值具有打开天窗的奇妙效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从文字书写的小传统来思考中国的文明和文化精神，而是立足于自身大传统文化的特殊基因和本土特色，来透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生存智慧和文化理念。这不仅是对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西方化、理性化和新殖民化的反思和批判，而且是对汉代经学以来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小传统的反思和审问，彰显了中国早期文化的本土性、神圣性和自身性，是通达中国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也将打开中国文化研究再中国化、再实践化的新门径。”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工厂当工人，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和书本有缘了。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多少？有的人上大学的时候都快40岁了。但一旦有机会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拼命，因为我们要补课。”

　　“文学人类学”“第四重证据”“大传统和小传统”“玉教”“玉石之路”等颇具分量的术语，展现了叶舒宪在学术上的长材。而一串长长的“前缀”，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他三十几年学术“攻玉”的成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

　　叶舒宪1954年生于北京，9岁随瑞士老师学习法语，12岁“文革”开始，随父母举家“下放”西安。中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一家国防工厂当钳工。多年后，他在社科院任教时对弟子回忆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工厂当工人，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和书本有缘了。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多少？有的人上大学的时候都快40岁了。但一旦有机会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拼命，因为我们要补课。”

　　“文革”结束，叶舒宪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二级钳工，他在校期间每月有42元的不菲收入，正好满足他买书的嗜好。另外，藏书丰富的陕师大图书馆成了他的乐园。他回忆说：“看到图书馆那么多书，简直就像见了神一样！半夜三点起夜，有同学才从教室回到宿舍；饭堂排队打饭，不少人手里捧着书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在充满理想主义和豪情壮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叶舒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几年间，他在《读书》《陕西师大学报》《江淮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6年，他被破格评为副教授。与同龄学者相比，外语是他的优势，这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道路。

　　“大学阶段，因为喜欢文学，大量阅读作品，也初涉理论研究。留校任教后，我主要教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叶舒宪回忆说，“我发挥自己外文方面的优势，做了一些翻译，了解国外的学术信息。后来，走上一条开创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路子，现在仍在这条路上走，多多少少摸索出一条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结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