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经济”概念来自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博德里亚。消费是符号行为，比如一个人不会只为了保暖而购买皮尔·卡丹。购买皮尔·卡丹是通过这个品牌的价值寻求一种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商品的符号价值一直存在，但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

　　“上世纪九十年代，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提出‘转移别国经济学’。”叶舒宪说，“意思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其他国家转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把第一世界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但亚洲四小龙很快就把棒传到了中国手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棒在手里，不能随便扔，扔了会有一大批老百姓的吃饭就业成问题。但是再想找个接棒的下家已经很难了。可是棒在手里也是一个烫山芋。”

　　“产能过剩，是我们以贫乏的人均资源指标去盲目争当‘世界加工厂’的必然恶果。这个烫山芋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戕害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们能把目光放长远，站在‘符号经济’的立场，我们的天空会蓝得多，国民会健康得多，本土文化风貌也会保留得好一些。”叶舒宪说，《帝国》的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

　　“一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而不能沦为只会在课堂上空谈外来理论的传声筒。”叶舒宪说，如今国人的本土文化情怀普遍淡薄，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外来的话语体系弄得很僵化了。礼失求诸野，现在对本土文化资源最有感情的知识人，是一些坚守在地县文化馆、地方博物馆等基层里的人。他们对活的文化传承还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文化情怀是自发的，不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体制里待着，不宜仅从书本里找学问，最好能够经常走入民间和“田野”，在本土文化传承的“田野”里获取真知灼见，陶冶文化情怀。

　　目前，叶舒宪的一个工作重心是上海交通大学，他要在那里培育文学人类学的新学科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副教授唐启翠认为，三十余年来，叶舒宪不倦地穿行在文史哲、人类学、神话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之间，坚信重大学术问题就在这些边缘性的交叉地带。这就是“文学人类学”这个新学科的魅力与要义所在。在四重证据法、大小传统、N级编码、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动力源、符号经济等理论命题背后，是在本土文化自觉前提下，对中国范式的理论建构的长期思考，其理论诉求不是书斋里推导出的形而上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地上万里路的多点开花式田野考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众多考古遗址现场和出土文物的感知和分析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支配着中国文学、历史与思想的文化文本？怎样才能重建出这一文化文本？简化地说，即是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一种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促使他不停地行走，摸索诸种可能抵达愿景的理论方法，并努力培育一个锐意创新的研究团队。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谭佳如此评价叶舒宪：天才般聪明，苦行僧般勤奋、执着。视学术为生命。他对玉文化的强调，本质上是基于对当下人文学科的反思，要寻找能整合、解释中华文化共同体上下八千年历史的线索，探讨由此带出来的文化特点与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问题。与思想家、哲学家聚焦“主义”有别，也与史学家、文献家、考古学家注重“问题”有别，叶教授的研究宏图是既要找到能解释中国本土经验，又能与世界文明相交流、对话的理论框架。同时，他还有一套方法论指导，能回到历史经验本身去研究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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