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和苏童都曾是先锋作家。1987年，24岁的苏童在《收获》发表《1934年的逃亡》，由此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1987年，23岁的格非发表成名作《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被称为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

　　曾经的先锋作家，如今获得了标榜经典的茅奖。格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之所以写作‘三部曲’，就想要消除掉所谓‘先锋’和‘传统’的对立、‘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对立是虚假的、人为建立起来的。一个曾经的先锋作家获得经典文学奖，不会有不和谐，重要的是写出好的作品。”

　　今年81岁的王蒙成名已久，这次获奖作品《这边风景》却成书于40年前。1974年，40岁的王蒙在新疆的人民公社里担任副大队长，和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40岁写到44岁，《这边风景》描写了新疆伊犁的农村生活。由于历史原因，小说未能出版，一搁就是34年。直到2012年，他的家人在整理旧物时才偶尔发现这包尘封的原稿。

　　王蒙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本书放了40年有没有价值，这次可能给出了一个答案。《这边风景》中的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义，民族、宗教、边疆、土地……”

　　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本职工作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编辑，却在2012年以满纸上海话写出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读者评价：“如果你不懂上海话，用普通话去阅读，能正确理解；如果你是上海人，或者会说上海话，格么侬完全可以用上海闲话落伊读出来，感觉老灵额！”本届茅奖评委之一陈福民这样评价《繁花》：“金宇澄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次特别美丽的遭遇”，是“不可复制的奇迹”。

　　然而，在一个颠覆权威的时代，有人谈到，平均年龄62岁的获奖者和同样“高龄”的评委们，是否给茅奖戴上了“终身成就奖”的帽子？

　　陈福民说：“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需要积累，不能说一个50岁的人绝对比20岁的水平高。但总体来说，必须承认经验、资历、阅读量这些专业能力。本届评委中也有中国人民大学的80后副教授杨庆祥。其实，老人迟早会退下来，年轻人迟早会顶上去，而年轻人有一天也会变老。因此不能单从代际更替和年龄差异角度看茅奖结果。”

　　参加过三届茅奖评审的陈晓明表示：“过去有获得茅奖的作家，此前没什么像样的作品，忽然之间获奖，之后再也没写出厚重作品。而单这一部获奖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也令人存疑。那么，这一次，我认为确实评出了‘好作家、好作品’。”

　　陈福民认为，作家和作品其实并没有绝对界限，读者不必对此太“玻璃心”。“首先，好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概率比一般作家大得多，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错位；其次，当代文学经过40年的发展，有的作家写得最好的长篇，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没能获奖，比如莫言。在2011年，他正好有一部佳作《蛙》，获奖无可厚非。”陈福民预测，在未来，作品和作家将会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