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 则

　　草婴的翻译计划十分庞大。他参照苏联版本制定了十二卷计划，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四卷）、《安娜·卡列尼娜》（二卷）、《复活》；四卷中短篇小说，按写作年代排列，分别为《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以及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译成中文约四百万字。

　　此前，周扬翻译过《安娜·卡列尼娜》，不过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草婴看重的是原著翻译，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他希望译文尽可能与原著接近，甚至尽善尽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原著十分熟悉。

　　草婴通常要看十来遍原著，有时更多，吃透后再开始翻译。他认为只有这样，原著中的一个一个人物才会在脑海里活灵活现，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还得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诸如习惯等搞明白。这是翻译前必做的案头工作。

　　草婴喜爱托尔斯泰的作品，除了其中洋溢的人道主义精神外，还因为它们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托尔斯泰作品就是具备这样的特点。

　　“你读《安娜·卡列尼娜》很快就会被引入安娜的生活环境，她的悲欢离合不能不使你感情上下起伏，而她的悲惨结局更不能不引起你的深思，通过这样的深思，人的精神会变得高些，心灵不知不觉会渐渐得到净化。”草婴认为，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家的水平主要看他塑造人物的能力，翻译家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他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塑造人物的能力。

　　托尔斯泰塑造安娜，倾注满腔热情，他不仅赞美她的外貌，而且充分展示其内心世界。他对安娜的不幸遭遇始终掩盖不住真挚的同情，而对造成她一生痛苦的贵族社会和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则怀着无法克制的仇恨。草婴在翻译时竭力领会托尔斯泰这种大爱大恨。

　　有一次，他的学生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忧郁又有些激动。后来草婴才告诉他：“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章海陵认为，草婴的译作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把自己和原作者融合在一起了。

　　“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书中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的形象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他的故事一字一句都打动我的心。”草婴后来在《岂止一个人的遭遇！纪念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五十周年》一文中，写下了他当时的感受。

　　“一部作品的成败首先要看作家对他所塑造的人物有没有真情实感。一个作家如果对他所塑的人物没有感情，他就不可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同样，一个翻译家如果对他所翻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感情，也不可能翻译好一部作品。”草婴的翻译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他对作品投入了真情实感。

　　草婴深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工作，而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工作，只不过这种工作不能离开原作，因此是一种艺术再创作。

　　“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当然，要达到这个要求并不容易，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差异，有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的差异，还有不同语文本身的特点。翻译家要适当处理这些问题，确实要花一番功夫，使译文读者也能尽量欣赏到原著的艺术魅力。”

　　在谈到风格和重译问题时，草婴说，原著作家的风格只有一个，但文学翻译家的风格要复杂些，因为它既有原著作家的风格，又有文学翻译家的风格，可以说是两者加起来的风格。因此一种原著，尤其是名著，应该容许有不止一个译者来译，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爱的译本。

　　草婴曾经为某报写过一句话：“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文明的普遍准则。”这似乎可以作为他为什么要搞翻译的注脚。

　　“他全部的翻译原则就是这样，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进行翻译的。”盛天民说，草婴之所以对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情有独钟，就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