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文舞墨

　　贾文忠上学的时候，实行的是十年制的教育，小学五年，中学五年。17岁，他高中毕业了，那是1978年。虽说已经恢复了高考，可这十年，学农学工学商，除了语录背得好，文化课基本都荒废了，考大学不现实，只有就业了。

　　那时候，售货员、服务员、理发员、驾驶员、邮递员、炊事员等职业被称为八大员，是许多人眼中的肥缺，家里没有过硬的关系没法干上这几行。

　　“1978年，北京文物局成立一个文物复制工厂，这等于把文物局原来一个文物修复组扩建成一个厂，正好招人，我就参加了考试。复制青铜器呀陶器呀我熟悉呀，去翻了个模子，一下就通过了，去了文物复制厂。”

　　许是机缘巧合，许是命运安排，17岁的贾文忠和父亲一样干上了文物修复这一行，成为一名文物修复工。那个年头，文物修复工和木工、电工、泥瓦工一样都是普通工人，远远没有前面说的八大员的职业那么风光，更没有现今只要涉及文物鉴定修复的人，人们都要当做专家学者高看一眼的待遇。

　　“这个工作是幕后的无名英雄。观众去博物馆看见陈列的文物，说多精美多精美的，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以前碎成什么样，坏成什么样，谁也不会问它是谁修好的。搞摄影的还能在作品上落个名儿，修复是没有名儿的。”

　　虽然进了个并不被看好的行业，每月只有16元的工资，贾文忠却从工作起就抱定了踏踏实实干活的心。因为父亲给他讲得最多的话是：做一件事得把它做好，手艺人，把手艺做好，才能有好饭碗。

　　贾文忠进到文物局的那年，“文革”结束没多久。他主要做的事，是复制各种青铜器陶器，清退抄家文物，仅他翻制历代铜镜的石膏模具就达上百件之多。父亲教他的东西开始大量用于实践。“虽说主要做复制，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收获是通过这个工作，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同时结识了大批行业里的前辈大家：搞书画碑帖的李梦东、傅大卣、马宝山；搞瓷器的孟宪武、常镜涵、孙学海；搞书画的赵存义、刘云普；搞古籍的魏隐儒、张金榜……他们都在当时的文物局落实组里，做整理库房、清点文物、退还文物的工作。”

　　工作和休息时间，贾文忠没事就爱和这些老先生待在一起，听他们说古论今，品鉴文物。每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收藏传承的背后都有江湖，有人心，有历史的兴衰，更有人性的考量。

　　十几岁的年龄正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贾文忠在求知若渴的学习中意识到，修复文物，不能拘泥于一器一物，更不能满足于学会了修复的技艺流程，“做这行，要成为多面手，各行业的东西都要能借鉴到修复里。要是单纯为了修复而修复，那就把这事儿做死了。”

　　因为父亲那辈就和这些老先生多有相识相交，加上他敏而好学，老先生们很愿意把自己的所学相授于这个年轻人。书法、绘画、篆刻、碑拓、装裱，贾文忠有机会就留心学习。仅从篆刻说，在那几年里他就刻了上千方印。“我那时候临摹汉印，书法也得学，没有书法功底，章也刻不好。我从王府井美术服务部买了几块最便宜的青田石、汉寿石，练习刻印，刻完了磨掉、磨了再刻，直到不能用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