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工程也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很可怕的

　　唐玉恩的办公室里堆着一座“小山”。那是由一本本印满了资料文献、历史照片、工程图纸的项目方案材料组成的。唐玉恩对这座“小山”的各个部分都很熟悉，讲到哪栋建筑的哪个问题，就能马上找出对应的页数，边比画边说。

　　“我们做工程的，离不开这些图纸文献。”她这样解释。事实的确如此。每进行一个项目，唐玉恩都要带领团队做足功课、吃透资料。2014年，接手四行仓库的保护和再利用设计任务时，团队一边研究有限的历史资料，一边进行现场勘查，为设计方案寻找依据。从最初的设计到最终的定稿，团队和专家组共经历了十轮的方案斟酌。

　　“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时代，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和‘爆炸性’。如果工程也是这样，那是很可怕、很可悲的。”在唐玉恩看来，小心谨慎、全面严谨甚至枯燥单调才是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真面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真实更近。只有真实，才能显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建筑才会感人。

　　解放周末：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工程建造水平的提升，各类新建筑的建造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对历史建筑保护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吗？

　　唐玉恩：不能以看待新建筑建造速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保护是有客观工艺要求的，如果第一道工序没有完成，那么第二道工序是上不去的。好比原先1分钟能拧5个螺丝钉，不是说加了一个马达之后，就会突飞猛进到1分钟能拧10个螺丝钉。是否遵循客观规律，是否在细微处下足功夫，最终呈现的质量会说明一切。对待老建筑，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工程奇迹”。

　　对建筑师来说，既然做了，就要把工程做干净。就像是做好一件衣服之后，要把所有的线脚都藏起来，扣子都钉好钉齐，工程设计的要求显然更高。不是不能追求更快的速度，但如果为此降低了原先应有的工程验收标准，长此以往便会让整个施工队伍的标准异化成“抢工”的标准，这就会出问题。

　　对于不同的情况都要进行科学分析，该快则快，该等则等。虽说工期缩短、稍稍马虎一点，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大家也不一定会看不下去。但时间一长，原先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还是会暴露出来。我们终究是希望建筑工程的质量能够有所保证。

　　解放周末：做项目的时候，建筑师要常常去现场待着？

　　唐玉恩：如果是30层的新建筑，一层层往上造其实都是一样的操作，可能不需要建筑师一直在场。但做历史建筑不一样，它要求更多的现场配合。比如某天拆除了一面后砌的墙，发现了隐藏其中的历史墙面，如果拆除的时候建筑师正好不在，那工程队很有可能就随意处置了。如果人在，那一看到就会马上叮嘱，一定把它保护好。所以说，历史建筑的修缮项目需要建筑师尽量关键时刻在现场待着，不错过那些需要被保护的细微之处。

　　解放周末：纵观全球，拥有保存完好的城市历史遗存的地方都给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使用立下了重重“规矩”，制定了细致的法律法规。这是否给建筑师带来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抑或是挑战？

　　唐玉恩：哪些建筑需要保护、哪部分要保留、哪部分要改造，这些问题都要认真调查、科学分析。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建筑师的设计依据，它们越是成熟、细致，对建筑师的引导和帮助就越大。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在我国范围内走在了前列。除了国家层面上的法律，上海始终在探索并推进相关的法规条例，这些年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成果。如果只有建筑师“一厢情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我的从业经历中，对每一个项目都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要和主管部门进行相当频繁的交流。有时一些规定没有写得那么细，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求专家组的意见。和平饭店的修缮工程便是如此。当时，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后，以时任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罗小未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在后续工作中又进行了十多次评审，全程把关，给建筑团队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很感谢主管部门和专家们的指导。

　　解放周末：如今，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但在业内，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愿意从事历史建筑的修缮项目。这是为何？

　　唐玉恩：是的，这个情况日益严峻起来。并不是大家觉得做历史建筑的项目难度更大、限制更多，所以不愿意做。很大的原因在于，设计费很低而工程要求又相当高。相对于新建筑的设计建造，当前我们国家对这一类工程的设计费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我认为，要鼓励更多优秀的建筑师参与其中，这一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另外，对年轻工匠的培养和鼓励也很重要。近年来我们发现，历史建筑的修缮过程中有时找不到掌握原工艺的工匠，有时找来的工匠在施工时熟练程度还存在一定的欠缺。之前我们做青年会宾馆的项目时，宾馆大楼梯、二楼大堂的藻井彩绘要按原样装修，但当时上海的工匠数量不够，最后是从苏州请来了专门修复藻井彩绘的工匠，才得以圆满完成任务。

　　“工匠告急”势必会给呈现历史建筑的原貌造成困难。当前我国弘扬工匠精神、传承工匠技艺需要跟进更多实际可行的措施，可以向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借鉴一些经验。

　　“阅读”城市，任何时候都不嫌晚，都是恰当的起点

　　埋头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之前，唐玉恩本是个“高楼专家”。

　　1978年，唐玉恩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同济大学，师从吴景祥教授。当时的上海，高层建筑凤毛麟角，24层高的国际饭店已是“楼中翘楚”。脚下的软土地基上到底能建起多高的楼，学界都没个定论。但同济的教授们却在那时大胆判断：未来的上海一定会大力发展高层建筑。于是，她便和老师、同学们一道研究起了高楼大厦。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的脚步进一步加快，进入了大批量建造公共建筑的时代。在唐玉恩口中，那是“赶上了建筑业发展的好时候”。

　　在诸多作品之中，1986年开始设计、1996年底建成的上海图书馆颇具代表性，为唐玉恩带来了数项荣誉。而在她心目中，这个项目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自己“阅读”这座城市的旅程，激发了自己对上海建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思考和积累，她一点点步入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耕耘至今。

　　解放周末：您曾持续多年利用业余时间，“老老实实步行”考察上海的近代历史建筑，从外滩商业大楼到石库门民宅，仔仔细细地看过去。用脚步丈量城市历史的行动是怎么开始的？

　　唐玉恩：那是方案竞标成功开始设计上海图书馆之后，我遇到了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上海图书馆的创意上体现时代精神和海派文化特色？怎样通过高雅的格调和朴素的用材，营造浓郁的上海文化氛围？

　　当时，一个年轻建筑师面临考问，眼前有两条路：要么看看现成的图片和文字资料，简单化操作；要么自己去与周边的建筑和环境进行对话交流，深入调查。我选择了走出去、认真看，开始对淮海西路、高安路、衡山路这一带以及外滩的建筑特色和氛围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再扩大到更广的范围。

　　解放周末：具体怎么“看”？

　　唐玉恩：建筑就像是一本打开的书。如果能走进门，就可以看到内部空间；不能进去，那就沿着外部，看当年的设计采用的是什么建筑风格，用了什么建筑材料，造型上有什么特点，入口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有时候也会在速写本上画画图，记录一些细节。

　　这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习惯，现在还是这样。在外面出差我会有意识地进行“阅读”，随便找张纸就把有意思的地方画下来，记录自己的体会。这都是业余的随手记录，有时候花个几十分钟，有时候用上一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