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靠脚调研,60岁迎事业“第二春”

——追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

林凌

　　25日晚,初夏的蓉城飘着微雨,气温骤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93岁。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坚定不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毕生坚持提真问题、做真学问,几十年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中国经济改革全心倾注了智慧和精力。他在耄耋之年还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奋战在学术研究一线,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

　　投身改革开放40年

　　记者26日中午来到林凌教授家中,客厅里布置了一个简易灵堂,正中挂着林老的遗像,周围摆满了菊花,不断有人前来吊唁。

　　林凌的二儿子何普告诉记者,父亲5月2日感冒生病被送入医院,后来引发肺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近十天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25日下午6点多医院对父亲进行抢救,19时05分父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

　　“林老住院陷入昏迷前还一直惦记着由他执笔,正在修订的书稿《林凌改革四十年亲历》的编纂情况。”与林凌共事数十年的同事、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邵平桢说,没想到这竟成了林老最后的遗愿。

　　林凌原名何颖达,1926年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专业,他曾就职于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首都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企业管理等工作。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年52岁的林凌也迎来了个人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从中共四川省委被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事经济领域研究工作。

　　在中国经济改革各种关键性问题、重大改革实践活动背后,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林凌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等,先后提出国有企业扩权改革、建立中心城市、发展成渝经济区等思想,亲身参与、推动了企业改革、城市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制定首都钢铁公司“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和推动建立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2年,林凌与经济学家蒋一苇在首钢调研一个多月后,提出的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被国务院采纳,首钢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全国掀起一股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浪潮。同年,林凌和蒋一苇向国务院建议在重庆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从此掀开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新篇章。

　　研究改革开放、投身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既是林凌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后半生从未停止的执着追求,他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他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多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熟悉林老的人都说,他不是一位书斋式学者,他的理论思想不是闭门造出来的,而是靠脚调研出来的,他是位实践型经济学家。给研究生上课,林凌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总结出科研“三部曲”:深入实际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即便年事已高,他依然坚守着看家本领“调查研究”,与年轻同事一起上高原、下工地,翻山越岭、走村入户,做了大量实地调查,步履不停。

　　坚持提真问题、做真学问

　　见过林凌的人都对他的诚挚谦和印象深刻,但他又是经济学界的“炮手”。

　　1978年改革之初,围绕从哪入手推进改革,有着激烈的争论。林凌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业是生产力的基础所在,应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权、销售权、人事权等。这些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作法,当时却招来许多反对声,有些人称: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同时”进行,否则成功的机会很少；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在企业外部条件成熟后才能进行,否则会产生混乱。林凌不同意这些看法,写文章反驳道: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的改革必须是中国式的、逐步过渡的、不能搅乱经济生活、引起经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