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陈铎合影　　

　　不当主持人可以，但下辈子我还搞电视。这47年，我干过许多行，但都跟电视有关，包括广播，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广播。不上北大我不后悔，否则我比现在还要书生气，还要不懂社会。但我懂工农兵，懂共产党。

　　1983年中央电视台热播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时，一个银发飘逸、大气儒雅、风度翩翩的主持人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时年43岁的陈铎，中国电视剧的拓荒者之一，中央电视台初创时期的元老。

　　二十多年过去了，陈铎至今活跃在主持人岗位上，全国各地的大型活动中也屡见他的身影，那头银发依然飘逸，那双眼睛依然饱含着激情，那舒缓的语调依然亲和，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既温文尔雅又抑扬顿挫。

　　不久前，一直在外忙碌的陈铎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里，一口水不喝地和笔者聊了一个下午……

　　和同学打赌，小“冯喆”弃北大投身电视

　　1958年，中国创办第一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一年秋天，20岁的陈铎加盟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为中央电视台提供非新闻类节目。第二年，陈铎领衔主演电视剧《新的一代》，成为当时年轻的电视明星。

　　当年为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到上海招生的王扶林回到北京后曾兴奋地说：“我们招到了一个小‘冯喆’！”年轻时的陈铎，外貌、身高、声音都很像电影演员冯喆。陈铎承认冯喆的表演对他有影响，“在上海看了很多他的电影和演出。”

　　尽管招生的人觉得“挖”到了一个宝贝，可陈铎当时并不想干这个。他是因为和同学打赌才“误打误撞”走进了令他奉献一生的电视行业。

　　“一开始没想干这个，只是想玩玩儿。在上海，我也没看过电视，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是一种在家看的小电影。当时是因为和同学打赌，都说考艺术院校如何难，怎么紧张，我说紧张干什么，放松不就行了。同学说，你说得轻巧，你试试看。当时就打起赌来，我马上找了张报纸，一翻，就看到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的招生信息，工作后有广播、电视两大任务。虽说对电视不了解，但对广播我还是熟悉的，那会儿，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的001号广播之友，经常参加电台的活动，属于业余玩玩儿，从没放在心上。”

　　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当时是从北京、上海、天津三地招生，陈铎正在等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那会儿，录取结果要先报给母校，再由母校告诉学生考取了什么。

　　“第一试考普通话，很容易就过关了，接着考。等所有考试都考完了，剧团的一个领导叫住我，说想让我到剧团来，我说不来，我要上大学，这个只能是玩玩儿。那个领导吃惊地看着我，‘玩玩儿？这是党的事业！’我只好说出和同学打赌的事。‘怎么能拿党的事业打赌？’当时上海有两三千人参加招考，我也没想到最后能录取。

　　我跟那个领导说，我就是想上大学。她说你工作了也可以上大学，看你能不能坚持。很快，剧团的录取通知来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想提前工作也不错吧，毕竟广播我是喜欢的。“

　　中央电视台1958年9月2日开播，陈铎是9月1日正式报到。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组建后的第一批成员。除了新闻不担负，凡是称作节目的都由我们负责，包括朗诵、小品、电视剧、军事、体育、少儿等等。当时录取我还有一个小插曲，母校不知道我报考了剧团，于是把我的材料送到了北京大学，9月10日，我收到在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才知道我考上了北大。后来是由国务院发函给上海招生委，别的部门都不管用，意思是要我，为了广播电视事业……”

　　陈铎和后来成为朗诵家的殷之光等四人是作为男演员被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录取的。1960年，陈铎因表现出色，获得中央广播电视事业局“五好青年”奖状。

　　“报到之后，一干就是47年。我们最初的特殊性在于是新闻单位里的一支文艺队伍，一般的演员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几个人一个屋子，不拍戏就回家，而我们每人一张办公桌，剧团是一级机要单位。这里没有文艺圈的气氛，政治要求比较高，老同志们至今都想不起来谁和谁红过脸。领导说，你们要面对话筒面对镜头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我们觉得崇高极了，一丁点疏忽不能有，因此养成了高度的责任感。当时正向全国推广普通话，对我们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就是必须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南方人一般‘黄王’不分，我当时心里打鼓，怕拖大家的后腿。于是把别人休息的时间都用来练习普通话，终于过了关。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我是哪儿的人，但有些语音的尾巴还会带一点南方味儿；几个难咬的字摞起来，就要反复练，否则小尾巴就要露出来。”

　　“小米加步枪”，领导光着脚在摄像机后面拉电缆

　　陈铎和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起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初创和拓荒时，不禁感慨万分。

　　“当时还没有录像技术，因此电视剧全是直播，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比话剧的电视直播无疑要丰富许多，话剧只有一个舞台面，而电视剧可以有360度的视角。我们演出电视剧，转播车从剧场把信号发射到台里，接收以后放大，再传送出去。早期电视剧主要在室内拍摄。我们当时真诚地邀请文艺界来支持我们，可很多人对这种新兴的艺术还不认识，觉得就那么一个‘小盒子’，最大不过16寸，还是黑白的，充其量是活报剧，看不上，也不愿参与。”

　　“我们剧团那时候一个月拍一部电视剧，在电视台直播。只有中央机关、大单位才有电视，一般放在礼堂或餐厅里，高高架着。当初没有变焦镜头，要不停地在摄像机上换镜头。现在经常有人把同期声当成炫耀的资本，我们那会儿都是。早期电视剧的生产是个反复排练、力求万无一失的过程，大家先讨论剧本，然后反复排练，接着在舞台上比划，中景、近景、特写，不停地移动摄像机，后来可以用取景框了……等各工种的任务都明白了，大家配合非常默契了，开始带（摄像）机排练，看看镜头的运动有什么问题，哪里穿帮了，都要记录下来，等到带机实拍前都要改掉。因为摄像机是电子管的，电子管都有寿命，可能连续工作100个小时就不能用了。一开机，就是烧电子管，烧电子管就是烧钱！因此要求我们案头工作必须做得非常细，不像现在，都开机拍摄了，演员还没把台词儿背好呢。”

　　“当时演出电视剧，调音台带10条线路，我曾用过8个话筒，一个话筒就要好几条线路，经常要跳过来跳过去地接换线路。电视剧直播，大都在室内，表现风雪场面，只能用风扇吹干冰和小块儿泡沫塑料，我也做这种特效，因为剧团人手不够。经常是一直播，台长、团长都过来帮忙，脱了鞋，光着脚在摄像机后面拉电缆，因为那时候摄像机没有变焦镜头，一给特写，就要让摄像机接近演员，后面的摄像机电缆就跟着在地上拖，一拖就会有杂音。给特写了，帮忙的人包括领导赶紧拿起电缆，不能让电缆和地板摩擦。过去，领导经常和我们一起干。”

　　技术条件的落后，往往是靠大家的全局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克服的。

　　“记得第一次和日本人合作拍摄电视剧，看到人家用海绵给我们化妆，都觉得很新奇，一小块儿海绵简直比金银首饰都贵重！虽然条件简陋，工作艰苦，但锻炼了我们各方面的素质。大家都兢兢业业，认为革命工作不能懈怠，那会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讲个人贡献，不许宣传自己。这些锻炼和积累给我带来了诸多益处。”

　　6天5夜不睡觉，全能选手更是一位“拼命三郎”

　　陈铎早生华发，与他的工作热情分不开。1960年开始，陈铎身兼四个工种，演员、音乐、音响、摄影，一肩挑。只要你干，有的是工作；只要你播种，总会收获。这是陈铎的体会，也是他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