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朱墙宫深

　　“故宫平台好，能接触到许多文物。一辈子都干新活没有多大出息。”张旭光对工作单位满意。对传统裱画师而言，他们是逆向的旅行者，似乎越往时光源头回溯，才越能感到价值的存在。

　　1953年，故宫博物院筹建古书画修复室。刘定之在上海滩名头实在太大，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特意请他进京。工资都谈好了，每月高达300块钱。北上两趟，刘定之无法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加上年事已高，因此拒绝了故宫的邀请。张耀选主动提出进宫，又从上海找到几个苏裱匠人，故宫的裱画室就此正式成立起来。张耀选担任第一任组长。

　　父亲那一代修复过的好东西包括《清明上河图》、《五牛图》、马王堆的帛画……待到张旭光他们进故宫时，一级文物大多不需要修了。

　　张旭光有几样得意之作，2005年接手的《明代正统皇帝圣旨》便是其中之一。甘肃省张掖市博物馆的这张明代圣旨为蜡笺纸——清朝中后期之后这种材质和工艺都渐渐失传了。20世纪90年代，张旭光曾去外地调查过蜡笺纸的工艺，寻觅甚久，总算寻访到一个见过的老人，对方告诉他，当初做学徒时，师父一到关键步骤就把徒弟支走，所以他没能看到制作过程。

　　循着蛛丝马迹，张旭光尝试仿制过一些蜡笺纸。他做成了双面蜡笺纸，虽和市面上的截然不同，但效果不错，纸有很好的光泽。

　　2003年，故宫书画修复组接到《明代正统皇帝圣旨》。这道等级极高的“圣旨”被一直压在库房里，无人问津。中间曾有师傅领回来做，随即交回去——难度太大，无力修复。两年后，张旭光接下这道“圣旨”。蜡笺纸这种加工纸防腐防蛀防霉，本身应当比较坚固，但眼前这张因严重受潮，被沤得异常残破。

　　“目前这么残缺的蜡笺纸文物，我可能是第一个成功修复的人，反正我还没发现第二个。”张旭光不仅自发研制出蜡笺纸工艺，还配出原圣旨失传已久的明黄色。谈到这，他打开电脑，向我们展示“圣旨”的修前图：布满大小不一的残缺处。在修后图中，新补接的明黄色、字迹跟残存部分浑然一体。张旭光眼睛微微眯起，嘴角愉悦上扬，又谦虚道：“仔细瞅着，颜色还是有点差别的。”

　　敢为人先的劲儿，父亲张耀选就有。张旭光印象中，宫里别人修不了的文物，都是张耀选独自上阵，“我父亲都把画心处理完了，才有别人去上手。如战国小帛画、马王堆的T型帛画”。张耀选有次去古墓发掘地，因墓室进水，一张画贴到棺材板上了。张耀选下到墓里，从棺材板上把画“起”下来。回京后他骄傲地对张旭光说：“在棺材上裱画我是第一人！”

　　“我自己和父亲是一样的态度：‘再难的文物交给我好了！’就这一句话。老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既然敢接它，就一定能修好。”遇上一级文物，张旭光心态平和，从不紧张、恐惧。同时他不怠慢普通文物，“往往越是民间等级不高的文物，就残破得越厉害”。

　　当被问及是否会在意文物值多少钱，张旭光的神情骤变冷峻。“裱画师为何要关心价格？文物修复必须一视同仁，莫问等级。”在他看来，哪怕本身一钱不值的东西，它还有属于人心的价值，比如祖传的记忆，珍贵程度无与伦比。

　　除了治愈纸的“残疾”，张旭光他们还会补救缺笔、掉色的书法和画。从事裱画三十余载，张旭光并不会画画——多数裱画师都是如此。他得完全忠于原作，一笔一笔“接画”，绝不能进行“二次创作”。匠人会有创造，但重点仍旧是传承，例如书画作品的配色很重要，“一件作品配色配好了，这个东西光鲜得很，你要配色不好，作品就给失去它的一些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