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丁花”的梦想

　　深夜，女工张国燕在灯下读书，这时她感觉到：“我就像是大城市里一粒特别渺小的尘埃，没有人会注意，也没有人会关心尘埃在想什么。”

　　史文艳在雇主家最大的烦恼是“吃不饱”。她服侍的一对老夫妻上了年纪，每天的主食几乎都是煮得稀烂的粥，偶尔才会下个面条换花样，菜也几乎是全素的。“吃了几个月，脸都要发绿了。”史文艳说。她总是怀念东北老家的炒菜，急火快炒，端上桌时菜里泛着一层油光。但在雇主家，老太太却要求她在炒菜时兑上水，这样菜就能煮得烂点儿，便于消化。她完全吃不惯：“其实我特别爱吃鱼，但客户家不吃鱼。有一次老头儿的妹妹来串门时带了一条鱼，我才吃上了一块。除此之外，几个月里，我连肉都没吃上几次，还都是炒豆角里的碎肉末。”

　　除了一日三餐，史文艳还得服侍老人家的生活，为他们洗澡、穿衣，甚至擦屁股。最初，这种“繁重又没有尊严”的家务活一下子击垮了她。她在日记里质疑起自己来北京的举动是否有意义：“我是来这里寻找梦想的，却在干着这种苦活累活。”

　　和刚来北京时不一样，如今，史文艳已经不再总是把“梦想”这个词挂在嘴上了。在丹东的小山村里，像她这样五十多岁还出来打工的并不多。有个邻居大姐本来说好跟她一块儿来的，结果临走前一天突然反悔，把车票退了。于是，史文艳一个人跨上了去县城的大巴车，又换乘火车，辗转来到北京。用她的话说，这么执著，就是为了“找寻梦想”。

　　她的梦想是唱歌，“站在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就像星光大道那样”。她给星光大道的节目组写过信，打过电话。最接近梦想的那一回，她收到了节目组的面试通知——史文艳在评委面前清唱了一首《青春圆舞曲》，又和门口大海报上的毕福剑合了个影。离开这幢大楼时，她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因为“心里知道没下次了”。

　　星光大道这样的舞台，暂时还不属于史文艳，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她也一直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每天下午，老太太拄着拐杖出去遛弯，她就推着老头在小区里晒太阳。有时推到了一个空旷地方，她把轮椅停好，走到老头面前鞠个躬说：“我给您唱首歌吧。”然后就对着这唯一的观众，放声唱了起来。老头的神智已经不太清楚了，总是看着她笑呵呵的，史文艳心里也会有点高兴：“也算是找到了一个人的舞台吧。”

　　今年25岁的甘肃女孩张国燕也有梦想——读书。16岁那年，她进城当家政工，来北京前几个月刚刚考完中考，分都没查，就背着行囊进城了。张国燕说，自己不查分，是因为怕堵心：“从小到大，学校里能拿的奖我全拿遍了，中考考分都不用查，就知道肯定能上县一中。可是家里又供不起，只能放弃，既然决定放弃，还去查什么分？”

　　在第一份工作中，张国燕睡在雇主的书房里。征得男主人的同意，深夜干完活，她就会从书橱里找本书来看。这时候，万籁俱寂，只有头顶的小灯洒下一片黄晕，时钟滴答滴答地走，张国燕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剩下了她一个人，“我就像是大城市里一粒特别渺小的尘埃，没有人会注意，也没有人会关心尘埃在想什么”。

　　家政女工的失落感和迷失感，不仅不为这个城市的主流人群所关注，在大部分时候，甚至也不被她们自己察觉。长期单调的家务劳动消弭了她们对自己情绪的感知，久而久之，家政女工们对自我的认知也出现了偏差。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韩会敏说：“家政女工总是被人们忽视，似乎连她们自己都觉得，这样一份伺候人的工作并不体面。有许多家政女工，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地丁花剧社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由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下属机构——打工妹之家牵头组建，前身是家政女工文艺表演队，并于2011年10月正式更名为地丁花剧社，社名来自家政女工刘鲜华的一首诗《地丁花》。在诗中，她把家政女工比喻为这种开在路边的小花：“自强不息，傲寒凌风，开在路边，开在石缝，开在荒野，开在春天。”

　　2012年1月1日，地丁花剧社在北京东城社区活动中心举行了首次公演，主题为“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故事取材于家政女工自己的经历：一个女工照顾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太太，却遭百般挑剔，最后被半夜赶出了门。在公演之前，剧社一共排演了8次，变化已经开始发生，在一遍遍讨论、提炼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女工们变得更加自信而大胆。“许多压抑着的情绪开始被感知、被释放，她们开始学着向外界表达自己的需求，要求得到理解和尊重。”韩会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