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里小小的“家”

　　在大城市漂泊的家政女工们，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并希望通过小小的舞台，在大城市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家园。

　　16岁那年来到北京时，张国燕仿佛一夜长大。“虽然我家条件不好，破瓦房，纸糊窗，但爸爸妈妈总是把我们4个孩子照顾得很好。那时感觉，只要家里有他们在，天塌下来也不必害怕。”但到了陌生的城市里，远隔千里的父母既帮不上忙，也没有经验可以传授，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十多岁的女孩肩头。

　　在大城市中奋斗的艰辛使她越来越独立，也让她产生了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从农村女孩到城市家政工，在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中，她的生活习惯、节奏、观念和需求都在发生改变。张国燕说：“我在雇主家永远是个外人，每年回家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每晚都做梦，梦见客户不要我了，爸妈也不要我了，留我在黑暗中孤身一人。”

　　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这是进城者永恒的话题。但身为女性，家政女工们还肩负着特殊的压力，她们只身进城，照顾雇主的子女、老人，自己的亲人却成了留守儿童和孤老——这种现状使身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她们，承受了更多的煎熬和痛苦。

　　在地丁花剧社，家政大姐们就通过一出剧目反映了这种心情。扮演雇主的杨槐尖着嗓子要求扮演家政工的蒋秀华为她穿衣、倒尿，推着轮椅带她在小区遛弯。途中，家政工提出要上厕所，回来却发现雇主不见了。扮演家政工的蒋秀华在舞台上奔跑、哭泣、一遍遍地询问观众：“我大妈呢？”最后，她回到家，一眼看到了坐在沙发上、好整以暇看电视的雇主，对方轻描淡写地解释说：“你还没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回家了，所以让邻居把我推回来了。”

　　像大部分家政女工那样，舞台上，蒋秀华的处理是把满腔的泪水咽了下去。她缓步向前走，面向观众，带着哽咽的声音说：“我还要不要留在大妈家呢？我要给女儿筹学费，我只能留在这里。可我好想女儿，好想回家啊……”

　　全剧在她的独白中结束。那一天，杜克大学戏剧系副教授杰·伯德受邀前来指导。他指出，杨槐扮演雇主时，着力点并不应该在于她的“坏”，“那个角色上了年纪、下身瘫痪，出行要靠人来帮助，这样的生活境遇，事实上比家政工更可怜”。他引导女工大姐们从更高的层面去审视这一场悲剧：“悲剧的意义，不在于坏人行恶、好人受辱，而是在于，它揭示出了两个不同阶级的普通人，因为缺乏沟通和理解彼此伤害。并揭示出，在没有建立比较良好沟通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伤害是具有普遍性的。”

　　杰·伯德说话时，家政女工们围在他的身边，一边认真聆听，一边在纸上做笔记。在剧社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中，如史文艳所说，“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在“家”中，她们不再有漂泊感，可以放松、自由地讨论，她们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并通过这个小小的舞台，在大城市里真正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家园。（记者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