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新乡小伙王超杰在青海救人落水牺牲。王超杰和另外一位救人牺牲的工友，因城乡身份不同，赔偿相差了一倍多。

　　既然人是生而平等的，为何人的生命却被区别定价？虽然，赔偿只是一种事后弥补，再多金钱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但是，一定程度上，经济赔偿可以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道理上讲，在见义勇为的壮举上，这两个生命都值得敬佩，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农村和城市之分。

　　遗憾是，生而平等这个常识，在现实中经常被冲击得狼狈不堪。尽管，没有人会否认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命一样宝贵，农村人见义勇为的行为和城市人的见义勇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落实到赔偿层面上，赔偿金却会有所差异。因为，城市人的赔偿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核算的；农村人的赔偿是按照农村农民收入核算的。这样的划分让赔偿变得简单容易操作，但是也在间接传递着歧视。

　　有人会谴责作出区别对待的施工方，他们为何就不能一视同仁？但施工方也可以将问题推给制度安排。也有人期待社会可以对见义勇为者作出兜底性的奖励——不问其身份和户籍，给予同样的奖励。当然，这种同样的奖励应该是就高不就低的，否则，一旦面临需要见义勇为的情形，农村人会说，让城市人去见义勇为吧，他们的命更值钱！这种同等补偿并不会增加核算的难度，对于社会来说，也完全可以负担得起。问题是，我们对生而平等的观念有没有贯彻到具体工作中。

　　当然，无论是期待赔偿者大发善心，还是期待社会给予兜底奖励，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不同户籍其价值的确是不同的。户籍本来只是身份证明，但是因为户籍附带着诸多福利和保障，户籍也就变得值钱，而且价值不等。既然不同户籍其价值是不同的，那么户籍在不同领域就会有不同价格。这种价格差异，甚至体现在个人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所谓“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差异在赔偿金上的体现。即便，没有这种极端体现，户籍的差异还是普遍存在。这才是“同命不同价”的现实根源。

　　因此，要想真正消除“同命不同价”的尴尬，就必须看到造成这种尴尬的深层成因，不是作出简单的道德评价，也不是回避问题另辟蹊径，而是从户籍改革出发，剥离户籍所承载的福利和待遇，让户籍回归到身份证明的属性，而不再是权利的载体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