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21日）有媒体报道说，10月18日，邵阳市邵东县一位小学女老师在学校宿舍楼被害身亡。当地警方经现场勘查和走访排查，于次日将犯罪嫌疑人刘某（13岁）、赵某（12岁）、孙某（11岁）抓获。这三人都是廉桥镇在校生，且都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问题，之所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6000万（另有统计数字还远超6000万这个数字）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不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实质上看，都早已不仅仅是6000万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人伦缺憾，而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多必要、多迫切，上述年龄分别为11岁、12岁和13岁的三名留守儿童用受害者的血向全社会昭示了答案。

　　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想象一下，一名儿童，如果是在缺少父母之爱、父母之教以及完整家庭氛围的情况下，度过最需要父母之爱、父母之教以及完整家庭氛围的成长阶段，这该是多么大的人伦缺憾和个人及其家庭悲剧。这种缺憾和悲剧，烙印在儿童心理且必将内化形成性格和外显成为习性，由此对有过这种经历的儿童乃至家庭产生终身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6000万留守儿童在留守环境下形成的人情观、亲情观和家庭观，将影响未来中国几千万家庭甚至其后代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存在质量。

　　关心、关怀、重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其动机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是为留守儿童办好事，也不是为留守儿童家庭施舍爱心，甚至也不用从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来阐释之，而纯粹是为了每一个比留守儿童境况好的儿童、每一个比留守儿童家庭境况好的家庭本身。上述留守儿童用他人的鲜血所写的答案就在于，一个在淡漠人情、疏远亲情环境下长大的儿童，一个在人伦残缺、关爱缺位条件下成长的儿童，尤其是那些被告知父母之所以远离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为了家庭的实为悲剧角色的留守儿童，其对生命价值、家庭价值和人伦价值的认知，如果外化和体现在行为上，那必定是极其可怕的整体性社会悲剧。

　　这种社会悲剧的可怕性，实际上正是古往今来在各地、各种社会中产生公正观念、扩展正义观念的正当性的反致基础。这实际上也是那些稍具较长远眼光的社会成员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平等的自利和利他的行为根据。当然，这也是一个希冀稳定的国家从制度上解决群体性势差的国家动机以及公共财政的分配使用原则。没有这样的社会主流，没有这样的国家行为，上述三名留守儿童所为还只不过是一幕悲剧的引子而已。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层面入手，从国家基本制度设计上解决之。解决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才不致在解决留守儿童之后，又产生随迁儿童问题。而现实的情况是，除了留守儿童问题，还有随打工的父母生活在城市的随迁儿童问题。这些身在城市、但却被斥于城市，人在城市、心却不在城市的数量同样众多的城市边缘人和农村边缘人，也同样是未来悲剧的潜在角色。

　　如此所言，绝非危言耸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来自上海的“第一个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朱雪芹就曾提出“要预防农民工二代犯罪”。朱雪芹的近8000字的相关建议书，缘起于其参观上海市未成年人管教所的一次经历：在上海市未成年人管教所，85%以上的被管教人员，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二代。这，难道还不够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