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中国网络上有人散布有关希拉里竞选的资金来源的消息，称“中国是继沙特之后第二大外海政治献金来源，来自于中国大陆最大额的个人政治捐款人是女影星赵薇。”近日，赵薇工作室发表声明，表明“真的承载不了这个所谓的世界级谣言”，并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希拉里海外政治献金的传言，在之前的选举时期就在网上流传，如今随着大选的结束，“二波流”又甚嚣尘上卷土重来，给“被动涉及者”带来了不尽的烦忧。赵薇工作室的声明很直接，作为谣言的受害者，赵薇的愤怒可想而知。进而言之，当谣言产生之后，如何在揭露谣言的同时，从根本上防止谣言产生的诱因，避免再度受到谣言的伤害，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虽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在网络时代，一则谣言所带来的伤害，可以称之为灾难。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一则谣言可能让其股价大跌，造成亿万级的重大损失。犹记得，一个小小的微信公开课PRO版测试，却成了网络谣言产生的诱因。有着严格的安全保障和赔偿机制的支付宝则“躺着中枪”，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谣言产生两小时内，有数百万用户开始解绑微信支付关联的银行卡，并在微信提现。

　　也正是如此，因认为微信公众号“顶尖企业家思维”冒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批评淘宝网及电商的文章，且擅用自己的肖像，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将该公众号所有者北京韩商互联贸易有限公司诉至朝阳法院，并索赔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虽然最后案件以造谣者的痛哭流涕而收场，不过企业为此蒙受的损失，又岂能因道歉而得到弥补？在网络时代，谣言猛于虎还有很多案例可查，比如网络推手“秦火火”为了吸引关注，而不惜涉嫌诽谤和寻衅滋事。尽管有了这些“大谣者被查”的前车之鉴，然而网络谣言不但未能得到禁绝，反倒有后浪推前浪之势。

　　其间，微信“朋友圈”的相对封闭化，使得其成为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平台。尤其是公众号的“吸粉需求”，为谣言的产生创造了土壤。就侵权本身来说，公号谣言式营销所带来的损失，与其成本之间鸿沟巨大难以匹配。要么是像某种饮料涉及“肉毒杆菌”那样，高达20亿元的损失与100万元的索赔之间，根本无以对称。也正是因为此，才使得公众号谣言之患始终难以得到遏制。

　　网络谣言泛滥的根本，还在于举证难，定损难，在违法成本低助长“随手转”、 第三方平台责任履行难等诸多因素下，网络自净的功能和外部干预无以得到发挥，从而导致风险与收益，代价与盈利之间没有形成正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中“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标准，很多公众号的行为已构成了入刑的条件，不过却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从几起经典的案例来看，除了被中伤者发出申请、提起诉讼，以启动民事追究责任之外，刑事追究程序并没有启动，结果看起来严苛的风险担负，最终变成了轻描淡写的“道歉”。

　　谣言泛滥之下，谁都无以幸免并成为下一个受伤者。所以，不要以围观者的心态去看热闹，而应是反求诸己式的换位思考，以谣言鉴定者和反对者的姿态，去制止谣言的产生。这里，呼吁“一起找出造谣者”，就不是利己之思，而是公共考量，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触及心底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