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第一”,生生不息

　　“刚刚驻站时,群众上山放羊,兜里揣一个黑面馍馍都要分半个给我们。我之所以待得住,也是因为扎得深,和群众有这份感情”

　　在水土保持专家程积民的记忆中,过去几十年,一向乐观的自己只哭过一次。

　　1987年,他已经在宁夏固原云雾山保护站驻站工作5年。保护站孤悬山间,距离最近的村、镇都有十里山路之遥,再急的电报打过来,等捎到站里已是几天以后。

　　那一次,程积民接到妻子3天前发来的电报——“7岁的儿子严重发烧,速回!”

　　他慌了,一口气跑到镇上,给家里拨电话时,双手都在颤抖。“听到孩子病情好转,我身子一瘫,眼泪就流下来了。”

　　在外人看来,他的工作很苦:每年近200天驻扎在云雾山的半山腰上做研究,一扎根就是30多年。过去没有通电,夜里看书要戴口罩,否则鼻子会被煤油灯熏黑；吃饭时经常狂风大作,碗里落了沙子,用水冲个七八分就接着吃；一到下雨,雨水顺着窑洞壁上的鼠洞哗哗往下淌。

　　更难熬的是无边的寂寞。交通不便的年月,从杨凌到云雾山,路上就要走3天。由于经费紧张,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站里仅剩他一人苦苦支撑。

　　但程积民从不觉得自己苦,在他看来,“工作第一”似乎天经地义。即使如今说起那段流泪的往事,脸上也始终挂着微笑。他更愿意回忆自己亲历的“乐事”,说到兴奋处甚至手舞足蹈——

　　在保护站的推动下,云雾山植被覆盖率从25%上升到95%,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为黄土高原上第一个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保护站条件改善,盖起了现代化实验楼,如今团队有7名博士,后继有人……

　　云雾山上,生长着313种草,程积民几乎可以认全。这其中,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叫本氏针茅。生态恶化草场萎缩时,唯有它傲然生长,秘诀就在于其根系发达,根扎得极深、极广。

　　“刚刚驻站时,群众上山放羊,兜里揣一个黑面馍馍都要分半个给我们。我之所以待得住,也是因为扎得深,和群众有这份感情。”程积民说。

　　乐观积极,以苦为乐,朴实无华,几乎是西农大农业科学家群体的共同特质。

　　“远看像卖炭的,近看是农科院的。”常年与庄稼和土地为伴,育种专家吉万全对自己的肤色开起玩笑。话虽如此,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当发现一个理想的小麦单株,他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尽管咨询的信息和电话时常应接不暇,但刘朝斌还是坚持微信和手机号向所有农民开放。他的微信通讯录里,超过一半好友是农民,加入的组群多数也是讨论核桃技术的。“咱是学农的,农民需要我,就是我的责任。只要有空,我都会给人家认真回答。”

　　土地是他们的本色。

　　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杨凌,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诗经·生民》记载:“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相传4000多年前,“农神”后稷教稼于此,开创出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

　　斗转星移,千百年来,这片热土从未冷过。在杨凌,胸怀祖国、扎根黄土、心系民生的精、气、神,在一代代农业科学家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受李振声先生的言传身教,吉万全放弃留在加拿大工作的机会,返回杨凌。李先生同期的5名研究生中,唯有他至今仍在杨凌；

　　因心怀“从小到大上学都是公家出钱,就应该回来报效祖国”的朴素情感,长江学者单卫星举家从澳大利亚回国,为马铃薯晚疫病防治倾尽心血；

　　小麦专家李立科,身患癌症28载,耄耋之年仍每年超过7个月住在基层农技站推广旱作农业技术；

　　84岁的何梁何利基金获得者、选育出我国推广面积最大西瓜品种的王鸣,将30万元积蓄捐赠助学,自己却甘守清贫。家具是上世纪70年代的,电视是90年代的,一台锈迹斑斑的老式烤箱,总是把糕点烤煳；

　　60年间3次考察黄河流域,行程10万里以上,其中步行考察3万多里的水土保持专家唐克丽许下心愿,百年之后,将一半骨灰撒入奉献毕生的黄河……

　　这个名单,还在不断续写。

　　西农大的前身,是创建于1934年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那正是国家和民族风雨飘摇,西北地区连年苦旱、民不聊生的岁月。家国危难之际,一批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就此点燃了杨凌作为农科之城的星星之火。

　　今年迎来20岁生日的杨凌示范区,借助西农大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已建成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62个,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93项。包括两名两院院士在内的6000余名各类科技人才工作在杨凌,为探索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尽心尽力。（本报记者李勇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