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乱世，主要研究社会治理的问题。天下为什么这样乱，如何治理才不乱。政治哲学对社会状况有两种概括：治世与乱世。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就是乱世。治世就是天下安定。治世可以有许多等次，最高的为盛世，在经济、政治、社会风尚诸方面都有所表现，反映这些特殊表现的文化就是盛世文化。

　　抛弃制度，随心所欲，富的人越富越贪利，穷的人违犯禁令而无法禁止。这就是社会难以治理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是汉唐盛世。汉朝的盛世，经济状况保存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中。也散见于《盐铁论》《论衡》。政治状况在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桓谭《新论》以及《史记》、《汉书》的纪传中都有所表现。社会风尚则广泛存在于汉代各种典籍中，《白虎通义》与《潜夫论》则是重要典籍。董仲舒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对汉代盛世的经济、政治、社会风尚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所反映，并作理论概括，形成汉代盛世文化的经典。

　　盛世时代，经济发达，社会稳定，贫富差距因此不断扩大，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在汉代就出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这样就导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货志》)，盗贼多了，社会怎么能安定。一般人太富了就产生骄，骄在社会上引起民众不满，骄的人多了，到处都有不满的民众，弱势群体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就会被逼造反。天下也一样不能安定。董仲舒作了这样的论述：

　　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汉书·董仲舒传》)

　　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动乱？从历史上看，主要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富贵之家利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与民争利，民怎么抵挡得住呢？富贵之家不断地聚敛财富，盘剥百姓，使人民逐渐贫困化。很多穷人不怕犯罪，不怕死，天下就大乱了，刑罚是禁不住不怕死的人的。

　　董仲舒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

　　大富和大贫在中国古代那种制度下，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抛弃制度，随心所欲。欲望没有穷尽，这种发展趋势也没有尽头。富的人感到不能满足，小民却十分贫困。富的人越富越贪利，也越不肯行义。穷的人每天违犯禁令而无法禁止。这就是社会难以治理的原因。

　　如何防止乱的发生，治乱之本在于调均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董仲舒认为“不均”，“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度制》)。一些人财富积累多了，另一些人就贫困了。圣人了解一般人的性情，知道乱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就作出规定，使人有贵贱富贫的上下差别，“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度制》)使富的人足以显示自己尊贵而又不至于骄奢，使穷的人足够生活而又不至于忧愁，根据这种原则来进行调均，这样就可以使财富不匮乏而上下可以相安，所以就容易治理。

　　简单地说，盛世的特点就是安定和富足，富足以后，就出现奢侈、攀比，接着就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极富与极贫都成为不安定因素。盛世中，先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一片繁荣气象。逐渐出现自上而下的奢侈之风、攀比之风，接着，官员腐败、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色情泛滥，于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一边富者乐极生悲，一边穷者无法维持生计；一边被逼造反，一边无力镇压，两者结合，最终结果，王朝灭亡，改朝换代。

　　中国古代盛世的治理特点和盛世文化

　　政治是社会管理，是管理众人的事。董仲舒讲：“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春秋繁露·立元神》)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千里之外的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天子的言行是好的，就会产生好的影响；如果不好也就会产生坏的影响。因此，国君和各种决策人物，都应该谨慎。中国历代思想家都非常认真地研究天子这个角色。总结出天子应该遵循的法则，即所谓“君道”。君道的第一要义是修身。

　　在盛世社会风尚与文化方面，董仲舒概括出的“三纲五常”就是最集中的表达。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对整个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也是大一统所需要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有爱心是最基本的要求。没有一点爱心，什么也谈不上。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合适、合理的意思。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意义，追求合理则是普遍价值观。礼虽然也不断演进，但不能没有。礼之用，和为贵。礼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没有礼，社会就乱了，就没有秩序。智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不论仁爱，还是正义，还是礼节、礼仪，都需要懂得其中内涵，否则就可能乱用，出错，适得其反。智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智慧，能够真正掌握社会规范，灵活运用，收到好效果。最后是信，那时已经进入盛世，经济贸易广泛进行，诚信是经商的重要原则。而在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中，都强烈需要诚信。为什么用“常”？说明这五项原则是要经常实行的，也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是最一般的最基础的最普遍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伦理底线。这些理论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

　　盛世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有过盛世，也都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联系起来研究，会提供更多信息，有经验，也有教训，都是很珍贵的。宋代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都有资源丰富经验深刻的政治理论。两个盛世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盛世都是开放的，开放的形式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汉代通西域，唐代也通西域，汉代引进汗血马；唐代引进葡萄美酒夜光杯；明代通海上之路，引进很多奇异动物，包括孔雀、斑马、长颈鹿之类。

　　盛世也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开始只是萌芽，及时给予纠正，安定就会更持久，如果不加改革，萌芽就会逐渐发展，导致政府腐败，最后灭亡，接着就是朝代更替。这就形成中国二十四史。盛世的问题是什么呢？贾谊在《新书》中有许多论述，引在《汉书·贾谊传》中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都是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由于只是萌芽，众人不知，而贾谊有先见之明，却受到利益既得者权势集团的排斥，逐出京师，客死他乡。过几十年，那些问题滋长，产生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的恶果。如果文帝支持贾谊改革，或可避免这场灾难。

　　许多盛世都存在社会问题，防止这一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刘邦消灭异姓王，同姓的吴楚七国作乱。消灭了诸侯王，出现朝廷内的宫廷政变，太后干政，王莽夺权。以后，与皇后相关的皇亲国戚主政，与皇帝相关的太监主政，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轮流出现，这是中央集权下的必然现象。为了维持政权，古代也有过安排几个辅政大臣，共同辅佐皇帝掌权。最初有一定成效，经过一段时间，又由个别权势人物所独掌，陷入权臣独裁的困局。最后的结果，不是权臣夺权，就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家天下有过长治久安的时期，也有过盛世的辉煌，但终不能长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