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旧址作者提供　

　　在我军87年的光辉历程中，先后组织召开了15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些会议根据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遵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军队担负的使命任务，认真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确定一个时期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制度，讨论并通过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对加强和改进我军政治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4年2月7日至12日，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革命战争年代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你了解它吗？

　　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此前5个月，即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国民党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卷土重来，蒋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寻找主力红军决战，企图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而这时的中央苏区，年仅24岁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全面推行所谓的“进攻路线”，积极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连毛泽东本人也被剥夺了红军的领导职务，只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专做地方工作。不懂军事的博古又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鲁莽汉李德。

　　李德曾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后加入苏联红军，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虽然他有些实战经验，但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只是将他的经验和在军事学院课堂上学到的书本知识，盲目、机械地搬到中国，指导红军反“围剿”作战。这就好比是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手，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棋局”处处被动、连连失利，乃至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在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打得得心应手之时，忽然后院起火。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公开宣布联共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又急又气，又恨又怕，迅速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9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无疑为红军扭转战局、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极力主张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然而，博古、李德坚持认为，蔡廷锴等人是比蒋介石更坏更危险的“中间派”，现在他们反目成仇，互相打起来，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因此坚决反对红军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愿替蔡廷锴去打蒋介石。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大举围攻下，拥有5万余人的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仅仅坚持了两个月便宣告失败。事后，毛泽东沉痛地对妻子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4年1月中旬，蒋介石还在忙于镇压“福建事变”，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由博古主持，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

　　六届五中全会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被载入中共党史史册的。它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世界和中国形势分析的错误观点，盲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并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会议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同时继续批判“富农路线”，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以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继续在党内和红军内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鉴于此时十九路军败局已定，会议认为蒋介石即将对苏区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为此做出了关于紧急动员全部力量夺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决定。为贯彻这一精神，同时也为了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办法等，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召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2月7日下午，“对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对创造和扩大百万铁的红军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政治会议开幕了”。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中革军委直属队、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闽浙赣军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和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兵站医院、地方武装代表共258人。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大会主席团由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会议期间，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作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王稼祥作《关于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介绍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朱德就红军政治工作问题发表重要演说，周恩来作《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说，李德发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问题的讲话。共有30多人在大会上发言。其中，陈云就争取白军工作、凯丰就青年团与青年工作、张爱萍就赤少队与红军的关系、罗荣桓就训练赤卫队成为红军预备队等问题分别作了发言。会议结束时，王稼祥作会议总结，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是红军创建后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在战斗环境中来讨论战斗的政治工作”，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方针、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作了一些正确的阐释，如在大会发言中多次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确立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规定了“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要求，提出了“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造成铁的红军”的任务，系统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强调了加强游击队、赤少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改进工作方式等。这对红军乃至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这次会议毕竟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苏区登峰造极、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被解除的情况下召开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如认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同敌人“最后的决战”，是“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并多次把带有游击性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作为所谓“游击主义残余”“浓厚的保守主义”进行批判，要求“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以“持久战”“阵地战”“堡垒战”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错误主张。李德在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更是极力鼓吹“左”倾错误思想，提出了反对堡垒主义的新战术——“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就是敌人筑碉堡红军也筑碉堡，然后对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推进筑垒的敌人，乘其立足未稳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术要求极高，既要有准确的情报和判断，又要集中精干的兵力，还要和敌人作阵地战，更要能积极地结束战斗。由于敌人重兵集结，弹药充足，火力较强，四面呼应，红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而这种战术，限制了红军的主动性。红军不能去主动调动敌人，只能坐等敌人出碉堡时以求一战。

　　实际上，“短促突击”是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恐惧，对堡垒主义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单纯消极防御理论。正是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法，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成了不折不扣的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帮助了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战法。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自己却遭受很大的损失。不少红军指战员称“短促突击”为“肉包子打狗战术”。自此，第五次反“围剿”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了。

　　对这种战略战术上的转变，军委内部有些同志曾经不只一次提出批评意见，而且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自以为是的李德根本听不进去，博古则随声附和，顽固坚持“短促突击”的战法，不惜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实行节节抵抗的单纯防御路线。他们一再命令红军在重要城镇、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企图“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当时，中央红军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的任务，甚至将红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这种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下，同敌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岂能有好的结果。毛泽东更是形象地将其比作“乞丐要和龙王比宝”。

　　果然，在此后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一败再败，损失惨重。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极度匮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围剿”的可能，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本文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