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更多 |
据外媒8月13日报道,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正在秘密研发一种可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并自动回击的工具——“怪物头脑”。这种工具通过分析互联网流量来识别一个来自敌对方的网络攻击,并自动采取反制措施。一时间,再次跃入人们眼帘。那么,常见的网络空间武器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
连日来,网络安全事件此起彼伏,“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斯诺登第二”呼之欲出;黑客攻击事件频发,其攻击手段更加丰富、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入侵能力更加精湛;“心脏出血”等重大网络漏洞频现,一系列事件表明网络空间杀机四伏。2014年美国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发展新型和范围更广的网络战能力”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七大军事能力之首,进一步揭示了网络战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网络空间武器必将深刻影响未来战争。
网络空间武器泛指所有工作在互联网、无线网以及各类局域网中能够对战争产生影响的所有软硬件,既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各类病毒、木马,也包括一些功能正常的网络应用,还包括元器件以及可以接入网络的各类设备。总体上,网络空间武器通过在战争准备、发动、初始、胶着、结束等各个阶段发挥作用,使得未来战争向可控方向发展。谁能充分发挥网络空间武器的控制作用,谁将赢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准备阶段搜集情报
情报历来对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发生,网络监视作为情报的重要来源走到前台,世界各国都在或都已经准备利用网络对其他国家进行监视窥探,时刻分析判断其他国家是否存在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企图,以预先加以防备。如媒体所披露,美国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类,对于每类国家,监视的程度有所不同,侧重有所不同,第一类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与美国共同构成“五只眼”情报联盟,这些国家与美国建立了长期互信,并共同承担风险;第二类是北约盟国,美国与这些国家既围绕有共同战略利益的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又不排除彼此相互监听;第三类国家是潜在对手或具有长期监听传统的国家(如法国和以色列),对于这些国家,持续开展大规模的严密监听。
网络情报之所以如此盛行,是因为当前世界广泛、深度依赖网络传递信息,这使得网络监视的触角可以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而且,网络空间武器对于情报收集具有先天优势,它隐蔽不易被发现,可以长期发挥作用。回顾2012年大规模爆发的“火焰”“高斯”和“毒蛆”等病毒,这些病毒除能够有针对性地破坏石油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系统以及水利设施和工艺控制系统之外,其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长期潜伏搜集相关情报信息。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情报收集的针对性日益加强,这也使得网络情报行动更加悄无声息,例如“迷你火焰”甚至可以将攻击目标锁定到单台计算机,因此被称为“高度精确的外科手术式攻击工具”。
通过利用网络空间武器收集网络情报,并与其他来源的情报进行深度融合分析处理,可以获得一个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情报,进而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外交政策、军事力量、经济发展和科技研发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增强国家之间的透明程度,利于在战争准备阶段进行战略预判和战略评估。
战争发动阶段宣传造势
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其发达的传媒和信息手段基本上控制了国际话语权,从而为其屡次对外发动战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其中,网络媒体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方面,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颠覆政权、策动暴乱进而成为西方以军事援助为名发动战争的重要工具。众所周知,社交媒体在“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更迭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系列政权更迭仍属于和平演变。直到2012年的利比亚冲突才使“阿拉伯之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内战发展成为亲卡扎菲军队与以北约空海军力量为后盾的反卡扎菲政府军之间的交战。在利比亚冲突期间,社交媒体成为反对派与外部世界交流,特别是与各个国际媒体沟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国内反对派组织以及国外流亡者的“推特”信息、“优兔”网站视频、“脸谱”网页以及互联网博客,成为世人得到事态发展信息和图像的主要来源,为联合国安理会顺利通过国际军事干预的决议提供了信息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社交媒体的颠覆作用,政府对于互联网接入进行了适当控制,以防止恶意用户传递非法信息。针对这一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重视研究新型网络渗透技术,动乱无线网、手提箱互联网等应运而生。利用“黑莓信使”“手提箱互联网”和“动乱互联网”等网络渗透工具,可有效避开他国网络管制、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在北非“茉莉花革命”和中东“阿拉伯之春”中,这些技术和工具都得到了充分运用,发挥的效果已为人熟知。例如,班加西沦陷后,卡扎菲政权尽管关闭了利比亚东部地区基于移动和有线电话的互联网服务及电话业务(包括短信业务),但仍无法阻止社交媒体的正常运行。
在一系列网络渗透技术和工具的支持下,战争发动方利用网络媒体丑化敌方政府,甚至散布虚假消息煽动民众情绪,激化社会矛盾,实现其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制造纷争事端的目的,为出兵宣战、进行军事干预创造可控的动机,夺取道义上的主动权。
战争初始阶段制敌控权
随着武器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空间武器可在战争初始阶段有效瘫痪敌方武器系统和敌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而实现制敌控权的目的。
一方面,武器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武器系统自身安全难以保证。早在海湾战争时期,战前美军在伊拉克进口的一批计算机散件中预置了带有AF/91病毒的芯片,战争开始后不久便利用无线电遥控激活这些病毒,导致伊拉克整个防空指挥控制网络遭受病毒感染。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武器系统包含电子元器件数量规模更大,逻辑程序更加复杂,很难确保其安全性,这为安置网络空间武器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关键服务难以提供可靠保障。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自动控制程度不断提高,工业控制系统广泛应用到各类基础设施中。可想而知,在战争打响之际,电力系统、水力系统突然瘫痪,既无法满足军事斗争需要,连社会稳定都无法保障,从而大幅度地动摇民心和战争斗志。
此外,运用社交媒体还可以用于重要目标指示,为进攻方提供可靠的目标信息。例如,在利比亚冲突中,一部普通的移动电话或卫星电话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前方空中引导控制工具,使用地理信息和地图绘制服务,生成经纬度数据并利用推特将目标图片及坐标传给北约,为联军攻击提供引导。
由此可见,网络空间武器可为战争发起方有效掌控战场形势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在战争初始阶段就牢牢握住制胜基石。
战争胶着阶段攻心扰敌
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战争发动方已经在战争局势上占据完全主动,通过心理宣传、心理欺诈和心理威慑等心理战手段,可从精神上进一步瓦解敌方的抵抗意志,从而加速战争进程。网络空间已成为心理战的重要作用领域。
一方面,可以利用网络有效攻击敌方决策者的思想信念。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军十分重视网络心理战,发挥了良好的心战效果。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故意保留伊拉克的网络设施,便于对伊军政高官实施网上心理战。美军运用网络发布进攻信息,挑拨其与萨达姆的关系,通告高官被俘情况,甚至公然高价收买拉拢,使伊高官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在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军事行动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技术,向利比亚政府和军队高层实施了全方位、全时空、系统化的宣传、欺骗和干扰,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瓦解利比亚政府军高层。
另一方面,利用网络欺诈手段削弱敌军士气。美军要求必须有效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制造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氛围,进而打击对手的士气。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公布虚假信息的重要手段,美军还综合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或者虚拟敌方国家决策者的形象和言论、恐怖的战场画面以及与战争密切相关的爆炸性政治新闻,并在网上发布,引起敌方混乱。
战争结束阶段社会重建
战争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因此,战争结束并不代表政治活动的结束,胜利方会立足自身利益,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一系列手段,对失败方进行重塑,以期达到长期控制。
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曾担任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的戴维·理查德(英国陆军上将)在任内曾扬言,只要再经过几次大的军事攻势,北约就能彻底击败塔利班。结果,他在即将结束其任期前无奈地说:“虽然塔利班没被彻底击败,但是军事胜利的关键,取决于阿富汗人民生活的改善和重建的发展,否则我们将难以赢得人心。”
网络时代的来临为战后重建提供了替代选项,一方面将先进信息技术输出到战败国可以加速社会信息化进程,增强战败国人民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可以在建设过程中预置后门,将网络空间武器广泛部署到各类关键基础设施中,实现战略预置,便于日后发难。
随着关键基础设施对网络的依赖性逐渐增强,网络空间武器必然被越来越多地用到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推广技术应用比推行民主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同时也可以为日后更全面的控制奠定良好基础,达到对未来战争的控制。(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