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断裂：近代乡村危机的呈现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被逆转。梁漱溟先生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传统中国社会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就精英人才的流动而言城乡并无差别。民国时期一项科举人才出身的调查统计表明，科举中出的人才，至少一半以上是从乡间而来的。在相关的有功名人士家族统计分析中，城乡几乎相等。而且，乡村士子，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出则为仕，退则为绅，乡间人才辈出，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

　　然而，只是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由此导致传统中国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转变为城乡背离化发展模式，即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遂造成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尤其是科举旧学废除后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造成乡土人才向城市社会的单向流动。曾经的乡土精英已经不存在，洋秀才都挤在城里，所谓乡间正绅、良绅无以存续，遂造成劣绅、豪绅充斥乡村社会之局面。出自乡村中的精英、贤士，他们已经回不了家乡，失去家园的依恋和对家乡建设奉献的冲动。乡贤或乡绅力量继替的制度保障发生了历史性断裂。

　　因此，面对乡村经济衰退、乡村社会失序、乡村文化荒漠现象的持续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农村复兴运动、乡村复原运动等等，以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方式试图挽救乡村社会急速衰败的趋势。但是，由于城乡背离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未曾逆转，乡村社会—文化重建的效果不彰。

　　“新乡贤”与新农村建设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现在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近代以来的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开始得以逆转。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国各地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使之成为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在这种发展态势下，“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环境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获得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内涵。它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性历史转折的实践进程中，“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

　　首先，在今天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程中，“新乡贤”的时代角色十分突出。他们很多人出自于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他们今天的“衣锦还乡”，重建乡村的抱负，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重要指示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在现代化进程的趋势中，从基层乡土去看中国社会或文化的重建问题，主要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里去。作为输入现代知识必须的人的媒介，“新乡贤”的社会建构，具有尝试破解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困境的珍贵价值。

　　其次，传统中国文化深植于乡土之中，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的精神。在中国家族、乡土文化传承中，具有深厚的根系和广阔的脉系。乡土文化的有机循环，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农民一朝的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柩回乡止，那一套所系维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新乡贤”文化建设无疑秉承和凸现着这一传统文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