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中国经济稳增长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消费。就出口来说，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经济和居民收入尚未恢复正常增长，从而导致对其出口增速下降。1979—2010年，中国每年出口增长17%，现在则还不到10%，今年出口增长的目标是7.5%，很有可能达不到。再看投资，2008年的全球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从2008年到现在大部分项目已经建成，若没有新的项目，投资的增速必然下降。至于消费，中国消费的增速和其他国家比较还比较正常，所以，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中高速的增长。经过上述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认为自2010年以来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是说不通的。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已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中国确实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的增长转为由内需拉动的增长。但是，我不同意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措施都需要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刚开始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但是等到几年之后储蓄用完就需要举债，债务积累多到要还债时就会爆发危机。所以，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是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劳动的增长模式改为消费推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过剩产能，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升级需要投资。第二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投资，但在过去主要投资都放在城市之间的交通，比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像地铁、地下管网等。第三是环保。第四是城市化。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差异之一。在需要进行周期的刺激时，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很多。

　　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与其他国家比属于较低水平，中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投资的资源多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拥有很好的投资机遇，但是却没有这么多资源来进行投资，一些国家的政府负债率很高、储蓄率低、外汇储备不足，限制了他们进行投资的能力，但中国不存在这些问题。

　　关于新型城镇化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未来发展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低收入阶段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业，在农村。进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从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服务业。制造业跟服务业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要求生产活动必须聚集在一起，也就是城镇化。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就会从分散的农村集聚到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

　　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实给我们的城镇化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机遇。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从原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变成了双轨制的发展，一轨给予原有的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一轨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维持稳定，又快速发展。但由此产生了很多我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讨论的后遗症。比如，我们的户籍制度保证了人口的流动比较有序，但负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务不均等，如城乡二元结构里的不均等、城市里面的居民和农民工的不均等。并且，双轨制下的城镇化，既抑制了消费，又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力——因为如果农民工子女不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形成相对较少，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比如，好的城镇化要支持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是农户，或是中小型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融资，发展受到抑制。为什么？从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体制使得大型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股市获得资金，更容易拿到补贴，更容易批来廉价的土地，所以产生了资金投入过度密集、重复建设严重、企业占地过大等问题，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合理。这样导致储蓄、投资比重偏高，消费比重偏低。所以，要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就需要按党的十八大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双轨制这种渐进性改革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只有消除各种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才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金融结构的改革，应多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给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农户提供金融服务。资源税费也应该调到合理的水平。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导致一些二、三线城市出现“产业空心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的速度大于质量，城市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和园区开发，贪大求快；倾向于“物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足；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各地区分析清楚自己的要素禀赋特征，确立起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这样才有可能在全国乃至全球具备竞争优势，最有效、最快速积累起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永续收入源，使城市管理从土地财政中解放出来，依靠企业和产业税收实现“城市自生”，保证足够的财源提供优质、普适的公共服务，吸引和留住人才，使城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进入良性循环。

　　结语

　　综上，中国今年应该可以实现7.5%左右增长速度的目标，不仅如此，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有潜力把增速维持在7%—8%之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增长速度需要持续地提高生产率，这就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区别是，后者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自己发明，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在前进过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他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长速度，这也就说明了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当然，要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中国需要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扭曲，充分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