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理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表明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没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布局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其突出的创新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这个目标来展开，这凸显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表明其事关国家发展的大局，事关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是惠及子孙万代的重大战略举措。第二，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路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全体社会成员生态文明意识得到不断提高，形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加以培育和推动。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明确要求，这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明了清晰的路径，只有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体制机制完善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化为全社会的具体行动。第三，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定位。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表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单一方面的改革，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来统筹安排，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推进。

　　按照《决定》的部署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等。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产权明晰，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才能对资源实行严格的保护。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新突破，而且具有针对性极强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它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是建立和完善损害赔偿制度。《决定》要求“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等。三是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决定》提出了“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三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编制自然生态资产负债表是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实行责任追究。这一制度的实施，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领导体制保障。与此同时，还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造成环境损害的责任者实行严格的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是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主要包括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并引进第三方治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