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开始，我省全面启动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将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列为当年要办的“十件实事”之一。一年来，我省建成文化礼堂1337个。农村文化礼堂日益成为“实现精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

　　2月24日，省委宣传部在杭召开“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基层干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之途。

　　一项具有“三不朽”意义的工作

　　如何理解文化礼堂，是文化礼堂从诞生到普及过程中各界一直热议的话题。

　　对于文化礼堂的重要意义，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认为，我省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个阶段，以村庄整治为重点，这是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美丽乡村建设，这是浙江新农村建设的提升工程；第三个阶段就是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载体的农村新文化建设，即人文乡村建设。

　　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野提到，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古代文人士大夫都以此“三不朽”自勉，但很难真正做到，而文化礼堂就是一项具有“三不朽”意义的工作。

　　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志毅认为，开展文化礼堂建设，有助于增强农民找回对家乡的认同感、亲切感、自豪感，有助于农民掌握更多科学知识、工作技能，有助于农民接受更多现代文明熏陶。从认同家乡，到认同国家；从热爱集体，到热爱祖国，激发责任感、使命感。

　　重构农村公共空间，提升凝聚力

　　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看来，文化礼堂的意义，就是提供了一个空间、平台和载体，让农村居民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形成一种很好的密切往来、密切联系、密切互动，并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认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的活动形式被村民构建并加以强化利用，其实质是代替原有社区的整合功能，维系人们之间的人情和意义以及精神家园构建需求。

　　这一公共空间具有公共领域的某些精神要素，又具有自己的特质，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体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以及当今社会的民主意识、多元化的公众自觉精神，是要建构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归属感、精神寄托的精神家园。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这一公共空间的孕育、发生、发展为农村发展、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等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农村不同群体在文化礼堂中围绕公共性议题进行互动，其实质就成了一个公意表达和公意增进的过程，自然有助于推进村落公共精神的发育和生成。

　　神形皆备，文化礼堂才有生命力

　　杨志毅认为，如果将2012年临安创建农村文化礼堂看做“试水”，2013年全省推广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试点就是“趟水”，而从2014年开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将进入“深水区”，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将更多，一些过去没有发现的问题也将浮出水面。她说，文化礼堂建设要处理好软件与硬件的关系。硬件是文化礼堂的形，软件是文化礼堂的神。唯有神形皆备，文化礼堂才有生命力。

　　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礼堂建设？浙江大学教授毛丹认为，可以把标准内容要求，与各个村落的特色有一些分别的安排和要求，重点抓标准要求。同时，标准要求须明确，哪些是可以发挥权威影响的东西，通过这些可以确立其文化中心的位置；哪些是常设的，不需要动员就能吸引人气的；哪些是现在做不起来，将来可以引入的，等等。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需要从传统乡村文明中借鉴吸取有益的资源和要素，陈野建议，各村主动、积极地广泛联系在外工作、特别是平时联系不多的省外乡亲，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乡土情谊的纽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资源、能力，既可充实文化礼堂的内涵，又能扩大文化礼堂的对外影响力。

　　让村民成为建设主角

　　文化礼堂作为村庄社会内部力量生成的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已经从村庄社会生活的后台走向前台，其作用与价值在村庄社会生活中不断凸显。在以行政力量大规模推进文化礼堂建设中，要注意什么问题？

　　杨建华认为，要做到嵌入型与本土性的结合。文化礼堂建设作为政府十件实事之一，它有一些统一的规范和要求，这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外在嵌入型的元素必须与本土性相融合，从各村落的实际情况出发，包括村落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结构、现有的人力、物力、财政、资源及其村情所特有的限制，由此决定文化礼堂建设的方式和内容。

　　毛丹也建议，要以农村居民的需要和国家的期待为共同本位，在内容、形式、机制等方面避免以单一的政府主导硬种文化。

　　“文化礼堂的主体是农民群众，农民是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者、受惠者和参与者。”金华市委宣传部程建金认为，只有把农民群众的潜能真正激发出来，文化礼堂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党委书记杜年胜也认为，文化礼堂建设中要讲求“合众性”。文化礼堂是从这个村庄的文化传统和群众的需求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挖掘乡土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站在群众需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改变“政府唱主角”的单一局面，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