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八面霾伏的杭州居民苦饮“异味水”，想必每个人的心上定被狠狠地揪了一把：谁之过？人之祸！故而全省强力奏响的现代版大禹治水的“五水共治”宏剧，本质上是对过往行为的反思及其过失的补救，体现了对人——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升华。

　　本来，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地球母亲仰望星空，吮吸着阳光雨露，才孕娩出人类及别类伙伴。但自从人类获得了优越心智后，便离群而去，成为自然界异化出的特殊物种。恰如物体跃升需足够动能，生物圈中食物链难以满足人类快速进化发展，迫使自己农牧以至机器生产，从包括生物圈在内的自然环境中攫取更多能量，从而构建了自身的存续系统。这样，人类便不再刻意扮演生态角色，使之在物种层面上具有游离、漠视甚或“反生态”秉性。

　　时间往后倒，在人类业已生息近400万年的大部分时光里，因人口稀少和技术低下，其“反生态”性对经38亿年风雨打磨得十分缜密的地球生态平衡系统的影响相当有限，直到近代才渐露彰显。概括其因：一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由农耕文明步入工业文明。前者主要依靠恒定易逝的太阳流（资源）生产生活，后者则依赖太阳流在地球上的各种物态的存量，这使经济系统产生积累了大量环境无法消解的废弃物。二是人口急遽膨胀，压垮了资源环境的脊梁。三是经济人本性驱动其无视行为的负外部性和代际公平，肆意妄为。四是制度安排缺失，环境成为众人参演的公地悲剧的大舞台。五是偏执地追求经济总量而不顾及环境成本。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救，人作孽不可活。”当下全方位的环境危机或曰生态灾难确是咎由自取！埋怨、指责，甚至移民他国都无济于事，只有自我赎罪，从头迈步整山河。

　　健全生态伦理观念。一是重温天人合一观。“惟天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地人合一是我国传统生态伦理的核心。二是重构生态世界观。充分认知世间万物及其存在环境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彼此依存。三是重树生态自然观。自然界是已存亿万年的圣体！应怀敬畏之心，“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四是重立生态人文观。遵循公正原则，寻求不同物种间、同代人内部及其不同代际间公平合理永续享用自然界的各种资源。

　　健全生态经济系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E·博尔干1966年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概括了人类社会两种经济形态：一为“牛仔经济”，即经济系统完全开放，无限地取欲取弃欲弃；二为“飞船经济”，系统如同宇宙飞船封闭循环，可得之物限于给定时段所能循环之物（宇航员循环利用便液和饮用水）。博尔干断定前者是不可续的，后者乃人类唯一选择，人类经济要由资源→产品→废物（排放）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过程。这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企业行为须合乎生态道德，体现生态伦理，产品开发考虑到下游对接；二是政府要推动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链，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三是消费者要走出高消耗的所谓追求生活质量误区，做到生态消费，构建生产→消费→分解的人类存续系统。

　　健全生态制度保障。“人是一种寻求幸福的理性存在”。正是这种“理性”导致人类行为对环境的负外部性。罗纳德·科斯给出了矫正外部性定理：明晰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就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减缓公地悲剧。这得靠制度保障：一是明晰产权。此乃万物保护神！就水资源保护而言，似可由行政“河长制”进而拍卖河段甚至全流域。二是打造现代治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否则，维权成本太高，产权便失却意义。三是利用市场谈判机制，健全利益相关方生态补偿机制。四是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气势，严格环境法治，还大地以青山绿水，留子孙以良田净土，给自己以蓝天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