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上载文指出,2014年将全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不断迈向深入,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就业。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直辖市,应该按照国家布局的要求,努力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前进基地和排头兵,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新机遇,笔者以为,重庆应该以更强的力度、更大的决心、更有效的措施,借力西部大开发,打好“五张牌”,推进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再创新佳绩。

　　打好“成渝经济区”牌,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搭建重庆发展新平台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竞争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区域竞争。2011年3月,《成渝经济区规划》获批,标志着成渝地区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国家将更加重视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这对重庆而言,是难得历史机遇,是提升重庆整体实力、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

　　成渝经济区涵盖重庆区域6.26万平方公里,占据重庆区域面积的2/3,其经济总量约占全市95%。重庆将在产业、交通、能源等方面获得更多重点项目、资金支持,据统计涉及重庆的重大项目多达83个,总投资估算约4761亿元,是提升重庆整体实力、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

　　《规划》明确了成渝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明确了重庆的八大综合性定位: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国际大都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旅游城市、统筹城乡改革综合试验区、数字城市、国家重要的数据灾备中心、西部地区重要的对外开放高地。此外,《规划》特别对重庆两江新区、信息产业、汽摩产业、航运中心、三峡柑橘产业等单独明确了5项定位,从而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重庆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内涵。《规划》还明确提出,国家将支持重庆发展大型风电机组、轨道车辆配套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长安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项目等重大项目。重庆市应借力成渝经济区特别是成渝城市群的构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深化与四川及成都的合作,促进两地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特别要通过各功能区域的发展,深化与成都在重大交通设施、重点产业和劳动力、资金、资源等要素方面的合作,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加快成渝经济区建设步伐,积极主动地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打好“西部直辖市”牌,发挥体制优势,促进重庆资源的有效配置

　　重庆是我国最年轻、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把直辖体制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一篇颇具探索意义的大文章。直辖的重庆实行市对区县直管,没有中间层,在扁平化行政管理架构下,重庆要进一步发挥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优势。

　　一是运行成本低的优势。重庆与面积和人口相当的省相比,少了省所在城市和地(市)两类政府机构,实现了行政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其行政成本在西部乃至全国都是最低的。据统计,重庆市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一直保持在1:55左右,远低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从人口与公务员的比例看,全国平均约30∶1,西部地区平均约20∶1,而重庆仅50∶1。二是行政效率高的优势。我国省辖行政区平均为10.9个,而重庆行政层级由原来的市—地(市、区)—县—(区)—乡减少为市—县—乡三级或市—区两级。通过三次行政层级调整,增强了全市工作的融合度和凝聚力,在主城只有市和区两级政府,远郊有市和区县、乡镇三级政府,中央和市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直接、效率更高。三是配置资源能力强的优势。一般省级政府主要掌握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配置权较多地集中在中心城市,省市两级行政与资源要素统筹运行难度大、成本高、摩擦多。

　　作为直辖市,重庆同时具备省市两级政府的权能,既有行政处置权,又有资源配置权,调控手段多,操作效果好。在行政内部,进行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层层下放权力,实行“重心下沉”,各区县的自主权更大,充分调动了各行政层级的积极性主动性。

　　在未来,重庆应进一步按照中央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结合重庆实际,应进一步释放直辖体制效应,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大力简政放权,优化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能,健全完善符合重庆实际的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直辖市行政体制,努力让重庆成为西部乃至全国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的先行区。

　　打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牌,推进城乡一体化,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重庆实践

　　重庆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省为单位的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是中央深化改革和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破解城乡统筹难题就有了重要政策保障和改革空间,任何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都可以纳入改革范畴,从而可以为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同时,国家为重庆量身定制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是首个在直辖市推出的改革和发展意见,给了重庆“12+10”的政策体系,给了重庆先行先试权,它将让重庆成为全球市场热点。依据国发3号文件精神,重庆市设立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使重庆成为内陆首家拥有空港、水港联动的保税港区城市;开启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成功打破户籍制度的桎梏,实现120多万农民平稳进城;设计了地票制度,成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为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权流转提供了市场通道;开展了“三权”抵押试点,以城带乡的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成功盘活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沉睡资产。

　　同时,重庆在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为重庆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国发3号文件还为重庆在交通、能源、商贸、社会事业等方面配备、落实了一大批重点项目,其中重大项目53个。统筹城乡改革成功破题,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为重庆推进新型城镇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重庆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深化重庆实践,为破解西部二元经济结构提供探索性的示范。

　　打好“海陆丝绸之路”牌,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为重庆发展提供新空间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我国内陆地区深化开放,找准了战略方向,提供了战略契机。通过两个“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发展,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格局。

　　重庆处在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可通过渝新欧国际大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和渝滇东南亚通道,成为欧亚物流国际枢纽、中国对中亚、欧洲、南亚贸易的桥头堡。比如产自重庆的笔电等工业产品,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可不断地运往中亚、欧洲和南亚各国,“重庆造”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将大大增强;相应的这些国家的优势产品也可运抵重庆,重庆起到中转聚散作用,再将商品分销至周边市场。特别是“渝新欧”铁路,依靠其快捷、安全、综合成本较低等优势,实现了跨国铁路物流的无缝对接,产生物流倍增效应,提高了重庆作为贸易口岸的竞争力,改变了重庆出海困局。因为,“渝新欧”铁路实现了沿途各国海关便捷通关;开通了定起点、定终点、定路径、定时间、定价格的“五定班列”,全程口岸和站场的滞留时间短;通过中、俄、哈、德以及重庆市政府合资成立的“渝新欧”物流有限公司,专营这条通道的铁路运输,实现了跨国铁路物流的无缝对接,效率显著提高。

　　目前,“渝新欧”铁路已经成为重庆资源配置的“王牌”,吸引着世界各地投资者的目光。如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马士基、全球最大的工业及物流基础设施提供商和服务商美国普洛斯公司等国际物流巨头亦纷纷布局重庆。同时,重庆港是继深圳港后新加入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的城市,是中国内陆首个安全智能贸易试点港口。这意味着,在西部内陆地区,只有通过重庆港出关的货物才能享受到最大限度的快速便捷通关。

　　打好“长江经济带”牌,促进长江上游发展的转型升级,为重庆发展提供新机遇

　　根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定位,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依托这4个定位,最终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形成转型升级新的支撑带。

　　在这四个定位中,直接与重庆有关的就有三个。与以往的沿海、沿边及西部等区域战略不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综合性极强。长江经济带不仅位处国土中心,横贯东西、联接南北、通江达海,而且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客观上不仅具有缩小东西差距的物质基础,还具有一肩挑两头的区域特征,将成为推动全国经济东西联动和全面振兴的重要“战略扁担区”,重庆在其中将成为极为重要战略支撑点。因此,重庆要承担起促进长江上游发展转型升级的重任,抓住发展新机遇,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支持,着力构建新的发展平台,为推动全国经济东西联动添砖加瓦。

　　可以断言,在深化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成渝经济区”、“西部直辖市”、“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海陆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政策效应必将进一步释放,产业发展、市场潜力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日益凸显,重庆必将是一块孕育希望、蕴藏财富的热土。重庆要充分抓住这些重要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政策洼地效益,打好这“五张牌”,汇聚发展合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助推西部大开发不断向纵深迈进。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