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历练

　　写作，让苏叔阳收获了许多赞誉，他家的书橱里错落摆放着各种奖章，有联合国颁发的艺术贡献特别奖，中国的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等。他曾说，荣誉并不是他写作的动力，本心才是。

　　不久前得知苏先生重病，笔者拜访了他的夫人左元平。左老师回忆，苏叔阳曾总结自己，没出卖过朋友，没欺负过人，没走过后门，说的都是真心话。

　　苏叔阳1938年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爱国进步商人，有文化，有正义感，曾任河北省工商联合会副主席，是河北省民主建国会领导人之一。父亲毕业于辅仁大学，后成为中国西北石油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副队长，并参与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母亲接受过学校教育，有着很强的独立自主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苏叔阳自幼接受长辈的传统教育，修习书法，阅读古典文学。

　　但1953年祖父去世后，家庭一度败落，是母亲一手支撑着整个家庭，为人洗衣服、缝扣眼、絮棉帽、梳猪毛，含辛茹苦。左元平回忆，幼时的经历对苏叔阳影响很大，但无论如何，母亲始终言传身教，给了苏叔阳兄弟姐妹许多正面的教导，除了穿着整洁，更要挺直脊梁，坚守内在的尊严。

　　生活的苦难并没有磨灭苏叔阳心中的天真与浪漫。他形容自己这一代人对俄罗斯文学爱得发狂，读普希金、莱蒙托夫长大，青年时代向往白桦林、大草原、青春似火的少女、静静的顿河，憧憬着为了理想奋斗一生，“骨子里有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苏叔阳病重期间，每天往来医院让82岁的左元平很疲惫，对苏叔阳的照顾有些不及时，苏叔阳就问左元平：“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苏叔阳的文学初恋是诗歌，他曾经回忆中学时期的少作——

　　一块陨石，

　　在地下暗泣，

　　悲伤它失去的青春和活力，

　　带着响彻天穹的呼啸，

　　火红的它划过天际。

　　而今只有冷漠的呼唤，

　　得不到一丝回音。

　　以及——

　　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到浮沉的天海遨游，

　　或者携根枯藤的手杖，

　　步行到那宇宙的尽头。

　　苏叔阳心仪的另一种文类是戏剧，这一综合性文类恰能较好地平衡叙事与抒情，消化了相当一批时代青年的创作冲动。大学毕业前后，苏叔阳已写了数个剧本，并排演过其中一个。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叔阳未能躲过历史风潮，创作之路暂时中断。

　　直到1972年，苏叔阳才重拾创作之笔，写儿童歌曲歌词，写诗，写剧本。1974年，因剧本《战马驰骋》，他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借调至北影厂，并到各地体验生活。在此过程中，其成名作《丹心谱》也开始慢慢酝酿。

　　早年的教学和创作经历，为苏叔阳后来的写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佳作不断

　　1978年，苏叔阳发表了话剧剧本《丹心谱》，剧本上演之后一炮而红，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这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剧的发表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点”，“第一批突破禁区的剧作之一”。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丹心谱》当然是新时期之初文坛主旋律的体现，与同时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电影《李四光》一样，它一方面否定“文革”、揭批“四人帮”，一方面应和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重塑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社会地位，同时表达着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虽然，《丹心谱》剧本的叙述模式只能是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作者的个人风格在这样的时代共名的主题、题材和模式之下难以彰显，但剧本的演出依然大获成功，在当时的剧场与社会环境中，台上台下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具有着时代的特殊性，尤其是剧情在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中结束，更是极尽煽情之能事，据说甚至当时有观众哭至昏厥。这样的剧场效果仅仅通过阅读剧本显然是无法感受到的。

　　有意思的是，《丹心谱》的最初构思还有一桩不太为人所知的“内情”。早在十年前采访苏叔阳时，他就对笔者回忆说，原本设计以屠呦呦团队发现的青蒿素作为剧情矛盾的载体，只是后来考虑到为了更能在政治上揭批“四人帮”，才改成治疗心血管病的03药物，因为心血管病被“四人帮”阵营指斥为“城市老爷病”，不准花力气研究，而周总理则大力支持对此病的研究。

　　那时，没人知道屠呦呦后来会获得诺贝尔奖，而苏叔阳的客观陈述，笔者相信这是他的本心。此文后来发表在2010年第1期《延安文学》“汉语人物”栏目之上。

　　有了《丹心谱》的成功，苏叔阳正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在此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且不局限在一个领域。

　　话剧方面，苏叔阳陆续发表了《金水桥畔》（1979）、《左邻右舍》（1980）、《家庭大事》（1982）、《灵魂的审判》（1984）、《太平湖》（1986）、《萨尔茨堡的雨伞》（1988）、《飞蛾》（1993）、《月光》（2000）等。《左邻右舍》被认为是苏叔阳的风格成熟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奖。

　　作为北影厂编剧，苏叔阳也写了不少电影电视剧本，比如《春雨潇潇》（1979）、《盛开的月季花》（1979）、《丹心谱》（1980）、《夕照街》（1983）、《一叶小舟》（1983）、《故土》（1984）、《我的爸爸我的妈妈》（1985）、《假脸》（1986）、《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1987）、《开采太阳》（1992）、《新龙门客栈》（1992）、《未完成的交响乐》（1995）、《周恩来——伟大的朋友》（1997）、《李知凡太太》（1999）、《国歌》（1999）等。《夕照街》则是他公认的代表作。

　　而在小说方面，苏叔阳1979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刚刚的眼睛》，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结集为《婚礼集》（1984）、《假面舞会》（1987）、《老舍之死》（1992）等小说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功力。

　　限于篇幅，我们就简单谈谈其中两篇，一是1981年发表的《泰山进香记》，二是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生死之间》。

　　《泰山进香记》于1983年以其艺术上的创新，被李陀、冯骥才选入《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从题材上说，这篇乡土味浓厚的小说可以归入广义的改革小说范畴，讲述了一位农村老妇无视作为支书的长孙的劝阻，克服高龄和险途，勇攀泰山向神明还愿的喜剧故事，语言诙谐幽默，略带温和的暗讽，却并不流于刻薄。

　　《泰山进香记》以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增长和精神愉悦为背景，叙述农民将国家政策与神明护佑混为一谈的态度，但并未特别明确地作出褒贬，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鲁迅早年文言论文中对底层民众“朴素白心”的辩护，一方面又内含了左翼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体现了一种对底层生活、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怀。

　　《生死之间》则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讲述一名火葬场火化工人与一名妇产科助产士之间的爱情故事，一者送走死者，一者迎来生者，构思相当精巧，在题材上与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1983）遥相呼应。当然，这部小说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与西西充满颓废气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

　　除短篇小说之外，苏叔阳还于1984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即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上，苏叔阳出版过诗集《关于爱》（1984）、《等待》（2000）、长诗《世纪之歌》（1997）等。另外，他还广泛涉猎歌词、曲艺、散文随笔、评论等多种文类，以及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的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1982）。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