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京味

　　在苏叔阳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中，有两篇比较特别，一是小说《老舍之死》（1986），一是剧本《太平湖》（1986），都是他对前辈大师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

　　《老舍之死》想象老舍自杀之前的所思所为，让死者的灵魂直接出场进行长篇独白，以写实手法处理超现象情节，用心营造“现场效果”和“真实感”。当时，致敬“文革”中罹难的前辈作家，并不限于苏叔阳，比如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同样致敬老舍，陈村的《死》写的是傅雷，叙述手法各不相同。

　　但像苏叔阳这样一再致敬的却似乎不多。在《太平湖》中，他一改话剧分幕的一般做法，借用宋词的结构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写投湖之前的老舍，下阕则写老舍死后与他笔下的人物探讨“文革”灾难。这个剧本苏叔阳写得极苦，四易其稿才基本满意。

　　这样频繁的致敬，自然体现出老舍先生在苏叔阳心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苏叔阳，老舍可以说潜在地影响了新时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比如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冯骥才、冯苓植等，以至于有论者称其时甚至形成了一股“老舍风”。

　　苏叔阳无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输入新时期文学的最力者之一”。他自述要“唱一曲京韵大鼓”，通俗质朴，简约凝练，风趣幽默，接近老舍的“俗白”“清浅”“结实有力”的语言风格。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语，比如“少不？我可得有哇”“得了，您呐”“闹了归齐”“兴许是”“这么着”“没承想”“指不定”“别介”“淡不丝拉”“大模四样”等等词汇，生动热闹。

　　在《左邻右舍》《夕照街》等剧本中，苏叔阳借鉴了老舍《茶馆》的谋篇技巧，以一个固定空间为核心，贯串起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物。除了苏叔阳，同样还有一批剧作家致敬老舍，形成了“京味现实主义”的创作自觉，从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夕照街》，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1981）、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1988），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点，即是突出了空间性，并具有一种“民族志”的品质。

　　文学地理是创作与评论界的一个有趣话题，尤其是小说与戏剧，需要接地气，因此地方性因素——文化的地方性、语言的地方性——便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资源，以文字为材料，营造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原乡、文学之城。我们不难细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作家群，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新感觉派、流亡关内追忆沦陷故土的东北作家群，到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群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及至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均体现了地方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而老舍的存在，可说是文学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他语言上的造诣，叙述上的功夫，成为后生晚辈学习之楷模，同时自然也要引发影响的焦虑。

　　致敬即招魂。逝者已矣，而文字长存，流风余绪，脉脉不绝。苏叔阳为人谦逊低调，他致敬前辈，却无超越之野心，便无过多焦虑。只是兢兢业业，作为时间之流中的一木一石，为北京这座文学之城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人民文艺

　　地方性固然是苏叔阳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却绝不是唯一因素。他曾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但这一貌似低调的姿态实际上有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触及了文艺的根本，也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文学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所谓“八五新潮”之说，指的是1985年出现了一批青年新锐作者，他们一反现实主义传统，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声称文学创作的重心应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以形式创新之名，推出了一批惊世骇俗之作，形成了当代小说的“叙述自觉”。而这一新潮，并不局限于小说领域，在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建筑等几乎所有艺术领域，皆有所响应。

　　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八五新潮”对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在小说方面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当代小说叙述语言的高峰。进一步讲，它从理论、创作、编辑出版、评论、评奖、文学教育等各方面，形塑了全新的文学观念乃至文学体制，即所谓“纯文学”。

　　但是，随着“纯文学”的体制化，自身问题也突显出来：对形式和技巧的片面要求，对自我和内心的过度耽溺，现实介入能力的丧失，等等。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界开始反思“纯文学”，代表人物是当年推动形式创新和纯文学最有力的评论家李陀。创作界也开始有所回应，比如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文学。在此背景下，现实主义的呼声再度兴起，更有新世纪以后对“人民文艺”的再度召唤。

　　此时，便突显出20世纪80年代苏叔阳这批现实主义作家的意义了，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锐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身上仍背负着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伟大遗产，文艺为谁服务，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之问，文艺的根本、文艺的初心，也由此而来。

　　正如苏叔阳所私淑的老舍的最重要身份——“人民艺术家”，我相信这也是他心目中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标准，有了这个初心，纵然文学时尚日新月异，仍能江流石不转，以不变应万变。